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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湖南浏阳谭嗣同 [打印本页]

作者: liu891224 时间: 2010-12-9 15:40
标题: 湖南浏阳谭嗣同
摘要[attach]16087[/attach]谭嗣同　　（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在北京半截胡同14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我自……”两句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中学语文课本为“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的父亲谭继询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根据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申宝峰先生长期调查研究，谭嗣同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清政府杀害。他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收殓的。刘凤池在谭嗣同行刑当天自始至终在场，谭嗣同被杀之后，他趁着午夜无人之机，用芦苇把谭嗣同的遗体盖上，扛回到了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位于北京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又花了纹银六十两购买棺材把谭嗣同遗体收殓。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谭嗣同的遗骨运回家乡浏阳。现传的大刀王五收尸之说，没有史实根据，而王五也没找到付诸行动的机会。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７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中国古代文人修养讲究“琴、棋、书、画”四艺，更以琴列为其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弹琴名世。谭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剑抚琴潇洒一生。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家宅院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谭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琴铭分别为“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1898年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4岁，和夫人李闰分别时，除了赠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据说他们夫妇在别离前夜，还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依依惜别。北上时谭嗣同将“崩霆琴”与“残雷琴”以及“凤矩剑”带在了身边。多少年之后，不论是秋风飒飒还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绕室徘徊，侧耳倾听，那屋宇栋梁间仿佛依然缭绕着他们那永不消逝的琴声！
　　血见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浏阳河与谭嗣同 　　浏阳河，一本古老的书，一幅沧桑的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的谭嗣同祠，闻着墨香，贴着文脉，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脚步轻叩历史先贤的名河之踪，万般情思随波荡漾。祠中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横匾，令人肃然起敬。两侧乃康有为的挽联，其间为谭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峻目，闪闪似电，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凛然正气。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也许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闪，血光如炬，直冲九天，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传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欧阳中鹄感慨万分：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然而，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就像故乡的浏阳河，要弯多少道湾？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谭嗣同受光绪帝召进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杀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复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绝唱：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十八日就义，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留遗体。次年魂归故里，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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