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人格素质之批判：中国国民素质危机

	核心提示：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观念层。 本文摘自《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作者：解思忠，出版社：长安出版社 上世纪末，我们国家绘制了一个宏伟蓝图——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现代化又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 本世纪初，“政治文明”这个由马克思于1844年最早提出的美好字眼，又由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重新提出，并写进了执政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政治文明，即政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主要包括政治观念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这三个方面。它既涉及到人的现代化——政治观念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也涉及到社会现代化——政治制度文明，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我于1997年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开篇之题就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石”，即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基石也同样是国民素质（主要是国民的人格素质），人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的现代化也同样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貌似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认识过程却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如果套用我们熟知的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现代化——这种说法有点揶揄，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自明朝第五代皇帝朱瞻基下令闭关锁国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稳态建构；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就只能这样绵延下去了，顶多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以野蛮的侵略方式，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英国的侵略迫使封建专制制度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也曾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包含着重大牺牲与痛苦的过程；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取了“制器为先”的策略，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搞起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船坚炮利的局部革新，仍不足以救亡图存，惟有将改革从器物层延伸到制度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才是自救之道；于是，又搞起了维新运动。当时，许多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要求变法维新，挽救中国；有主张建民主、开议院的，有主张废科举、改官制的，有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有主张操练军队的……大都局限于制度层。 当时，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将改革延伸到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认为上述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开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惟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入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是“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严复本人还与孙中山就“先革命还是教育”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的主张是：“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以更新也。” 有人认为，由于严复所提倡的这种用于救亡图存的教育，并非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教育，而是旨在推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教育，故在封建专制之下是不可能成为官方教育的；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推翻专制统治，就无法普遍地、完整地施行；因此，“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方略，不惟在理论上失之偏颇，在实践上也难以实施。 在当时那种沧海横流、风云激变的形势下，严复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系于教育，与一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相比，似乎显得保守、迂腐了些。岂不知他所说的教育，并非仅仅是指当时的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主要是指面向大众的、普及革命知识的社会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他所要施行的，是一项表面缓和、骨子里却十分激进的文化基因移植工程，并要以此来彻底动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随着维新思潮的涌起，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站立于时代潮流的涛头，领导了这场革命，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却难以把这场革命再向前推进，并最终没有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的问题凸现出来。也许这时的孙中山已开始领悟到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真谛，所以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不就是教育民众，促其觉醒么？！ 对于那个时代的国民，我们可以透过鲁迅先生小说《药》里的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激昂慷慨地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一家用馒头蘸他的鲜血去治病，还有那些刑场的围观者，以及取笑他的茶客……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观念层。 然而，由于五四运动的自身缺陷和社会原因，中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能顺利地进展下去。按照台湾学者蔡文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从1912年到1949年是“权威危机时期”——由于政治权威危机，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国家的政府，使得现代化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只有从1950年进入“工业跃进时期”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现代化才按照各自选定的政策大力向前推进。 共和国成立后，在取得革命与建设一个个胜利的同时，国民素质也相应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又给国民素质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重负，使得国民素质的提高举步维艰。 敏锐而深刻的邓小平，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时过8年，1993年，共和国最高层的一份文件里终于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至此，我们对于国民素质与现代化的认识，终于和国际先进理论达成了共识；而对这一真理的探索过程，从鸦片战争算起，居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对于21世纪面临的许多问题，人们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惟独这个问题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识之士的认同，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高素质的国民，那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西方一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习惯称之为“原发型”国家。后搞现代化的国家，习惯称之为“后发型”国家；由于既有现代化国家的竞争相威胁，又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故人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可以先于社会现代化。 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于1962年到1964年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1000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也势必会推动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绝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总要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起着先导作用，不可设想社会现代化的水平会超出人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因此，人不可能等到自己完全现代化了，才去建设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希冀实现社会现代化后，人也随之现代化。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这才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了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否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培养和引进少数杰出人才并非难事，而要普遍提高十几亿国民的素质，则绝非易举。技术、信息、设备、资金，乃至于体制，都可以从国外引进，惟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培养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创造力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信息、设备和资金。同样，一种先进的体制也不能靠引进来建立，必须要求国民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所建立的体制将会发生扭曲，变得不伦不类。 关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的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来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痛切的教训使有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不发达国家的非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于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也是国民现代化的标志。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都以“勤劳、勇敢、智慧”而傲然于世。这里，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经得起推敲，只就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来说，已不仅仅局限于“勤劳、勇敢、智慧”这几个方面了。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许多长处，但也有着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而是在国民整体素质上，即国民的整体质量上，与现代人的差距，以及与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诸如：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科学素养差、创新精神不足、公德意识薄弱、缺乏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失落、忽视心理健康，等等。《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只要深入考察、研究一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次失败与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近代史资料，都是当时人写的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奏折等。以前看历史教科书，上面都是写着中国军民如何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与清政府的反动与腐败无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在鸦片战争中，当地的老百姓有的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有的为英军充当脚夫运送物资，甚至在两军交战之际还有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远处看热闹——连英国人对此都难以理解！ 时间又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终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按照自己选定的政策大力推进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过大大小小的失败；而这些失败，绝非仅仅是某些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1958年的“大跃进”，无异于是一场闹剧。且不说当时在“15年赶超英国”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许多中国人都跟着做了一场可笑的白日梦；只看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那些神话般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便可知道我们的国民在这场闹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不错了，而各地的小麦亩产却接二连三地放出“卫星”，从3812斤一直到7320斤；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个人民公社还计划在来年放个“一棵白菜五百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1957年的反右，一下子就抓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到最后，除了96名外，其余的都平了反。如今，提起这场对敢于直言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诱剿的灾难，往往都把错误归咎于某一个人，最多再加上其身边的几个人。至于煞费苦心地去划定那55万多名右派分子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还有振振有辞地去批判那55万名右派分子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自身的责任。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500万人，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整个知识界几乎都卷进去了。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这部分素质相对较高的国民分辨能力略微能强一点，做人的良知略微能多一点，绝不会划定那么多的右派分子，也绝不会把他们整得那样惨。 “反右”和“大跃进”过后不到10年，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言的耻辱和沉重的灾难。这场浩劫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并持续10年之久，固然与发动者有关，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个人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被崇拜者在一段时间里持默许态度，个别政治野心家又推波助澜，但真正把个人崇拜搞得淋漓尽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我们的国民。被崇拜者的像章、画像、塑像、语录铺天盖地，到处都设立有“忠字室”、“忠字台”和“忠字榜”，男女老少都伴随着颂扬领袖的歌曲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居然能渗透到家庭、医院各个角落，不能不说是我们国民的创举。 与个人崇拜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诬陷，并由口诛笔伐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抄家打人，随意拘捕，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制造“红色恐怖”，滥杀手无寸铁的无辜。1966年8月底到9月初的三天里，北京市郊的大兴县，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埋，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只有38天；为了斩尽杀绝，还写信、发电报诱骗在外地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共杀绝22户。1967年8月26日夜晚，在湖南省道县的一个山村里，近20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本村几十名村民推进山上深不见底的溶洞；在此前后的66天时间里，该县共有4193名这样的无辜群众被随意处死。类似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当时还有好几处。这种滥杀无辜行为，并非是上面号召或授意，纯属“革命群众”的自发行动；要不是当局及时制止，还不知会在人类史上留下何等血腥的记录！ 作家冯骥才1997年出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思考这场浩劫的原因时，就深有感触地说道：“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有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遗憾的是，我们的国民能做这样思考的还为数甚少。中国国民的群体反省，在鸦片战争之前是没有过的；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从混沌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五四运动开国民群体反省之先河，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这场群体反省很快便被民族矛盾冲淡了，没有能再深入下去、扩展开来，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难怪鲁迅先生积毕生之思索，在临死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改革开放20年多来，我们虽然是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步步深入，国民素质的问题却愈来愈凸现了出来——许多问题的出现和失误的产生，无不与国民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20多年来屡禁不止，甚至祸及幼婴就是一例。正如《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里所指出的：“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农业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不到普遍推广，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之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和保护，人口增长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低。” 如果要追溯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盘踞在国民头脑里陈旧、错误的观念，外因则是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端。 我于1998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在以“观念——国民素质的核心”为题的前言中，指出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更不是‘西服、皮鞋、大哥大’或‘牛仔裤、披肩发’那样，在生活上达到时尚。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发生过中断，这就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中国又是一个有过两千年专制制度的社会，推翻专制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对于专制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认真肃清；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计划经济的扭曲。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错误观念；例如，属于政治观念的就有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拜官主义、人治思想，等等。这些盘踞在国民头脑中的陈旧、错误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的国民不仅以种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还以此评价他人，约束他人。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无不与来自于这种观念的阻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陈旧、落后。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 我国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病，不仅影响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体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的一面就会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消极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甚至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较前大大改善，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也较前大大增强。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但仍滞后于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滞后和不完善，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人的素质的互动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自强自立的能力普遍增强。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率先改革，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不完善，同样也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此外，教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体制弊病，不仅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和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同样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国民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在认识到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同时，又开始忽视体制的作用。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体制和素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必须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设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我国在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国民现代化的步伐，不是与此同时，更不是在此之后，而是应当超前。对于政治文明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国民只有通过提高人格素质培植民主法治精神，增强民主法治实践，从而具备文明的政治观念和文明的政治行为，具备建设和维护文明政治制度的能力，才会使政治发展不会滞后于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不仅“政治文明”这个美好的字眼只能停留于纸面，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