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

	（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可以从五个方面去体会和把握。 1、强调为民族、为整体、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核心。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以公灭私、公而忘私、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中国社会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并强调国、家一体的社会，在伦理道德上则一直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和民族，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尽忠保国”、“先公后私”，一心为公，这已成为人们所尊奉的道德要求。正是在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诸葛亮提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中华民族的这种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为保卫民族利益而英勇斗争的爱国志士，他们不畏强暴，勇于献身，前仆后继，坚贞不屈，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些无一不是这种整体精神的体现。应当指出，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总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国家利益和封建制度、甚至和一家一姓的国君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封建关系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的改造，使其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思想，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之际，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人类未来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不是所谓的与世界融为一体，不讲民族经济。 整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又往往被称为义利关系或公私关系。一般来说，“义”指公利，指社会、民族和封建国家的利益，而“利”在较多的情况下，是指个人的、私人的利益。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曾进行过长时期的如何对待“义”、“利”的争论。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主张义然后取。颜元主张“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主张既要重视利，更重视义。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儒家更重视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封建社会的“义”、“利”的内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新的义利关系仍然存在，“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对于反对“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仍有现实的针对性。 2、推崇仁爱原则，强调“推己及人”和人际和谐。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 ，把爱人作为道德的最高要求。“仁者爱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即把所有人都看成是一个类，因而主张人对自己的同类，更有一种怜悯、同情和爱护之心。人应当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关心自己的同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人们在处理个人同他人关系时所依据的原则。孟子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道德，就在于人有禽兽所没有的对其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宋代的张载，把这种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加以发展，强调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父母（天地）所生的亲兄弟，因此，那些疲、残、疾、孤、独、鳏、寡，都是我的遭受颠连之苦而需要帮助的兄弟，我们应当尽力去救助他们。正是从这种仁爱原则出发，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和而不同”、“人和”、“和谐”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心齐，泰山移”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道德又特别强调“待人以宽，责己以严”、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等道德要求，以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得到发展，尽管其中包含着抽象人道主义，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对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发生了重要作用。（勇救落水者却未换来一声谢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 3、重视人伦关系，提倡人伦价值。1）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视伦理价值，更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视“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五种人伦关系，《尚书》提出五教，确立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并使其成为相互遵守的道德要求。孔子又进一步突出了君臣关系，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进一步规范君臣之间相互关系中各自应有的态度。孟子概括了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五论关系，并提出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用以维护和改善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父子有亲”，就是“父慈子孝”，把孝看作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在家庭中能够善事父母，就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人和对待社会，就能够对人有“信”，对国家尽忠。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对父母不仅应当赡养，而且应当敬重。孔子在回答弟子什么是孝的问题是提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确实，如果一个人连生育、教育自己的父母都不能敬爱，又怎么能爱祖国、爱人民呢？中国传统道德中把“善事父母”看作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前提，把对待父母的态度作为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2）评价：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抹杀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是为当时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是一种封建的糟粕，今天应当摒弃。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重视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的传统道德，强调了每个人在特定的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如能加以正确的分析，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现在仍然有着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积极意义。父母和子女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长辈和幼辈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都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建立起新的道德原则。对于五伦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对于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现代的倒孝现象） 3）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对于人伦关系的重视，在历史发展中曾经有过一个演变的过程。孔子、孟子一、一方面强调孝顺父母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父母有了错误，可以提出“谏诤”，但应当注意态度。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就是说，如果国君不能听从正确的意见，就可以离君而去。孟子认为，君臣之间互相都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他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臣对君不应当绝对服从。荀子特别强调对国君、对父母的错误，不应当完全听从，而应当提出批评。他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孝经》也认为：“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但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社会里，中国传统道德中“孝”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尊者讳”的烙印，在尊者与卑者的关系中，总是要压制卑者的权力。秦汉以后，特别是宋明儒家把五伦关系中的“三纲”片面地加以扭曲，对孝作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解释，以至走向愚忠愚孝，这是错误的。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应当加以分析、加以辨别。 4、追求精神境界，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1）内容：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因而人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社会对他人作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重“为学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改变人的气质，培养人的品德，即学习怎样做人。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上的根本要求。在专业知识和思想品德问题上，强调“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就是说，要首重道德品质，次重文艺技术，认为要想做一个专门知识上有所成就的人，首先应在道德上提高自己（德高于才者谓之君子，才高于德者谓之小人）。中国传统道德对于这种高尚道德境界的追求，总是同一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理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共同发展。正是从这种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出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重视独立人格的精神力量，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一个人一生活动中，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论遇到什么危难，都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都要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对于外在的一切压力，应当不屈不挠，努力保持一个人的不受屈辱的独立的、高尚的人格。2）评价：虽然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懈地追求。所以说这是一种对于人格尊严的自觉，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它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把对这种高尚的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称赞在德行方面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时说：“闲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出为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的，把万死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正是有了这种追求，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够“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志，始终保持追求高尚人格的乐观主义精神。 3）如何培养？从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出发，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特别强调要从儿童起，就注意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就是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重视道德品质的传统教育思想。正是注意了从“幼小童稚”时就对人们进行必要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仪的教育，力求使他们自幼就习熟这些原则和规范，也就可以使他们在长大以后，不会对这些规范礼仪产生逆反心理，也就能够收到教育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5、强调修养践履，注重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重视道德践履，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强调道德主体在完善自身中的主体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的道德理想，即树立起君子、贤人、圣人的理想人格后，更重要的是要奋发志气，养心修身，切磋践履，变化器质，以达到这一理想。首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特别强调“为仁由己”的道德主体的能动精神。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即孔子所说的“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即：“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只要人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能够达到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之所以不能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的，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不能执着追求的结果。在能否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问题上，孟子反对“自暴自弃”，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荀子强调社会教育和个人的自觉，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强调一个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虽然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他们从两个个极端走向同一个目的，一个“是反身而诚”、一个是“教化习修”，最终追求共同的理想人格。墨家也非常强调修身，主张“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意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把“所染”作为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们，在提出道德境界的理论时，也都认为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不同的层次，在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也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一致强调人们应当遵循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直至最终达到道德的高峰。其次，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尤重“知”和“行”的统一。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有道德，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有道德。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为了达到知与行的统一，必须加强道德主体对自身的“省察克治”的功夫。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自己对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的弟子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强调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能够不断进步）“三人行必有吾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些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格言，都同道德的修养践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道德修养中，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良心”在择善去恶中的作用，认为能否慎独是能否提高道德品质的关键。一个人在独处之境，无人监管，便是修养的重要之时。（网络道德、超市偷窃等）道德就其本质的意义来看，它应当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即“自律”的行为。只有凭借人们的道德觉悟，凭借人们的良心的自律，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作用才会真正成为不受外界制约的自愿的行为。道德的社会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中强调“慎独”的思想是正确的。 上述五个方面，是就中国传统道德的总体上所做的分析。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在社会上、在劳动人民的良风美俗中，真可说是浩如烟海，举不胜举。如热爱劳动、勤俭朴素、尊老爱幼、尊师敬贤、谦虚礼让、诚实守信以及廉洁奉公、积极进取、发奋图强、坚强不屈、刚健有为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瑰宝。这些优良传统在我国的历史中，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的所有的优良传统集中起来，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赋予新的内容，使其能够在新社会中发出新的光辉。 （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中国传统道德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价值。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来看，任何道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建国以来，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规范和要求，都可以在我国的传统美德中看到他们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着难以数计的道德楷模和典型事例，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诵，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直根于本民族的传统道德，对其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中国传统道德是精糟并存，瑕瑜互见的。其中，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民主性的一面，又有封建性的一面。既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一面，又有受时代、阶级局限的一面。鉴于传统道德具有两重性和多义性的特点，如何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道德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情况：一是完全属于糟粕的部分，如宣扬封建等级制度、主张愚忠愚孝、轻视妇女等；二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如“杀身成仁”、“富贵不能淫”等等；三是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批判，不能继承。因为这些道德是直接反映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等级制度的，这些道德所赖以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在今天已失去了历史必然性。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予以接受，而应当进行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赋予这些精华以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例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廉颇的负荆请罪、苏武的持节牧羊、杨愿的廉洁无私、孔融的四岁让梨，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范仲淹的忧乐天下、杨时的程门力雪、顾炎武的匹夫有责以及戚继光的英勇抗倭、郑成功的土我固有等等，真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花为中华民族的血肉，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些命题对于调整当今社会主义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只能建立在对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然而我们在继承时仍要注意剔除其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侧重于弘扬调整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 对于第三种情况即精槽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命题， 就可理解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还可以理解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道德低劣者是只知道私利的。对于前者应坚决地予以批判，但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吸收其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不能简单化地理解，而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经过选择而吸取的道德遗产，根据当时历史进步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千百年来人们所认同的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规范，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原则，予以加工和改造。从而抛弃封建、落后、消极的方面，吸收其反映人民利益的、科学的、积极的方面。 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认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兴儒学的全盘复古等错误观点，都曾经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确立了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态度，正确解决了对待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其中以“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较为严重，从一定程度上看，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已成为我们在批判继承问题上能否前进的一个重要障碍。 建国以来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先后来自“左”和“右”两个不同方面。回顾以下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总结在继承道德遗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确立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好地继承我国的优良道德传统，是有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左”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道德继承问题的几次学术和政治批判中。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 的同时，批判的矛头更针对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从而认为，在道德问题上，不但传统的道德不能继承，“修养”也被看成是地主阶级人性论的产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说成是一种“黑修养“，应当抛弃。当然，我们应当首先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长时期内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但我们决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否认我们的历史文化，否认我们的道德遗产，从而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 从1980年前后开始，当道德领域中如何对待中国优良传统的“左”的影响尚未得到彻底肃清时，一种“全盘西化”思想，从右的方面，打着反对传统的旗帜，更加全面地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的作用，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极力宣扬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全面地实行西方化，即所谓的“整体西化”，不但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价值观念，为西方“个人主义”正名，并鼓吹用“个人主义”来更新“集体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故意混淆是非，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来束缚人的个性，限制人的发展，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落后，积淀成所谓的“奴性人格”等等，应当全盘否定。在一段时间内，各种民族虚无主义理论层出不穷，诸如所谓“西体中用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论”等等。有的人甚至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因此，早就应当死亡。 全盘西化论者之所以极力否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其根本目的之一是要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他们污蔑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都是压制个人、束缚个人和限制个人的，都必须要“萎缩自我意识”，都是与现代化的发展和个人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必须加以彻底的否定。全盘西化论是当今我国的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 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伦理遗产，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不分糟粕精华的全盘肯定的理论。我们认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说明我们的继承是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的。弃糟取精是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综合创新，是强调在汲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时，还要注意汲取全人类一切优秀的道德成果，并加以比较和鉴别，作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食粮和原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古为今用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为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强调的“崇德广业”将人文价值与经济活动合为一体在日本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日本资本主义思想家涩泽荣一据此论述《论语》和算术结合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和道德合一的思想，对日本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时保持良好的人文传统，具有极大的贡献。美国固特异轮胎公司懂事长彼利奥来华访问，参观厚生橡胶公司，与该公司总经理徐风和交谈经营心得后曾说“孔夫子讲道理，日本人实践道理”可见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诱发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而产生的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以及假冒伪劣诈骗投机等行为，正在严重地损害人民的利益和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河北宏宝莱药业有限公司将过期的多卡因硫酸镁回收，洗去生产日期，重新标注日期出售；年轻人请让出爱心专座的报道：老弱病残孕幼专座绝大多数被青年或中年人占据。人总有考的时候，将心比心我们也该给那些行动不便的人让个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