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化

	1、什么是传统道德“现代化”？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过传统道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历史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它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换言之，传统道德必须适合时代的发展，即传统道德必须现代化。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巨大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道德不进行现代化，必将变成僵化的、过时的东西，社会主义道德如果不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就必然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失去民族之魂。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巨大工程，它由优化、现代化、大众化三项基础工程构成。 优化就是对浩如烟海的传统道德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泊的研究与继承。 现代化就是对优选出来的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传统道德内容赋予新的时代的内涵，进行发展与再造。以便产生出更新、更高层次的精神道德观念。实现传统道德内容的现代化。 大众化，就是把这些新的精神与道德产品进行深加工，使之通俗化、生动化，并物化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物化为各种文字书刊和声像制品。进而通过家庭、学校以及各种传媒把现代化了的传统道德内容传授给下一代，普及全社会，并内化为国民意识、行为和习惯，使全社会的道德风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过程 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从未间断过“现代化”，这种不断的现代化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流。在2500多年的历史发展变迁中，它不断地被历代儒家所承扬，它不仅融入了反映历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新鲜思想，而且不断吸收和借鉴各种学派，各民族与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它在不断现代化过程中展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汉代儒学的“经学化”、魏晋儒学的“玄学化”，隋唐儒学的“佛学化”，宋明儒学的“理学化”，就是中国古代儒学不断现代化的典型体现。 起初，儒家学说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它不居于正统地位，西汉时，董仲舒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教训为鉴为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开两千年儒家思想为正统之先河，他以儒家宗法观念为中心，结合阴阳五行说，创造了儒家神学体系，它以天为本，以天意为取舍，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主张，并主张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性三品说，同时，他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培养具有“明人伦”、“近义远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崇高的德性人才。以上各点，均可谓董仲舒对儒学及其伦理的现代化，是他开创了汉代的“新儒学”。 魏晋时期，儒家独尊的局面暂时被打破，佛教、道教、大行其道，三家互有斗争，有互有渗透，吸收、融合，三家都在起着变化，从三国时起，汉译佛经就增加了某些儒家的传统观念，尔后，儒佛两家在义理上彼此调合、融通的做法更加盛行。南北朝时，梁武帝儒佛兼信，儒家讲的三纲五常成为佛教的善恶标准，隋唐时，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趋势相当明显，特别是在唐朝，三教都曾得到过朝廷的大力支持。   唐初，李世民崇尚道教，因为道教的始祖姓李。武则天时，又大兴佛教，因为据说武则天是普萨转世，到唐朝后期，佛教的大发展与朝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对朝廷的政治统一构成了威胁，佛教的发展受到了朝廷的限制和打击，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下诏废佛。 唐末，朝廷废佛兴儒，使佛教在中国告别了辉煌，使儒学再度成为官学，宋代理学大师们，在继承儒、道、佛各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从哲学的高度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与再造。他们对儒学经典做了新的注释，定“四书”为学术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科目，把儒学再度推向了独尊，从唐末到清末近千年的历史，一直是儒学为主，佛道各家为从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思想家们吸收了道佛两家的精华，大大发展了儒家伦理。宋朝大儒周敦颐率先把道家的阴阳八卦之图纳入儒家，提出了“太极图说”。随后，张载又提出了“元气”的宇宙观，如此，即可以解释佛家的空，又可以解释道家的无。继之，二程即程颢、程颐两兄弟，又把“气”升华为理，并称之为“天理”，他们认为“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朱熹则师承二程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A、南宋朱熹承继了程颐、程颢之理学，以弘扬儒家伦理为核心，整合了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完善和创立了理学体系，如他视理为万物之源本，从而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具哲学化，并步入了成熟阶段，提高了层次。 B、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天理，主张修德之实在于去人欲，存天理。 C、他兴书院、授理学，以理学化了的“四书”为教本，培养治国治世之才。其实，在朱熹之前，并没有四书之说，但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挑选出来，列在四书五经之首，如此一举，就使儒家在哲理上和心理上能与佛道两家相抗衡，不仅提高了儒家的学术水平，并增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D、他为白鹿书院订立的学规与教规，影响后世教育700多年。他提出了“五教”与“四要”的教育思想，这是一种创造。 所谓“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所谓“四要”，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过改善。”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仅以上几点，就足以表明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理学体系亦可称为宋代的“新儒学”，这也是朱熹对儒学的“宋代化”或“现代化”。 从历史上看，正是程朱理学的教化，诞生了岳飞和文天祥这样的大臣。而封建统治者对岳飞和文天祥的尊崇，使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忠孝之臣，从而使明清两代的统治长达500多年，由此可见，朱熹对于完善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朱熹之后，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对儒家伦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曾做过南京兵部尚书，并多次带兵镇压农民暴动。在镇压农民暴动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破山贼容易，破心中贼难。”为此，他积极倡导“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的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完善自我的身心修练。他说的“良知”，其实就是道家修练的“道”和佛家参悟的“心”，以及程朱阐述过的“天理”，因此，“致良知”的核心就是启发、启迪人心的一点灵明，这种见解是深刻地理解了佛家的参禅、道家的修道的基础上，借着孟子之学而提出的。所以“致良知”乃是王阳明对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挥。 他认为人生的一切都以心理活动为主，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此基础上，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解释为割除物欲，致心良知，也就是为善去恶，正心诚意，在王阳明的倡导下，儒学转向心学。到了中国近代，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到民国初的孙中山、蔡元培，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对儒学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在自由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也必须现代化、必须社会主义化。 在继承中华美德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今，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并不是要复古倒退，毋庸讳言，中国传统道德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因此，我们对待传统道德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对于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继承势必导致复古主义。正确的态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的继承、弃糟粕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方针。 对传统道德进行现代化整理，使之适应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里的现代化也决不能等同于西方化。 的确，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但是我们决不能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行为还存在。但是社会主义道德在价值导向上的必须是一元化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传统道德的现代化，也就是要用民族的美德来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道德传统，对于推动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力量。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中国社会优良道德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产生过并正在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及其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有力地说明，古老的东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应当使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通过改造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发挥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更加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