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政界名人——孙运璇

	孙运璇（1913-2006），即孙运璿，中国台湾高层技术官僚、知名政治家，本籍山东蓬莱县。曾前后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台湾当局“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与“行政院”院长。任内与李国鼎共同促进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成立，规划台湾早期科技政策；不仅被普遍地认为是台湾科技产业之主要奠基者，也堪称是“台湾经济的推手”。2006年2月，他因并发症于台北病逝，享寿92岁。根据中国《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璿（xuan）”被认为是“璇”的异体字，因此“孙运璿”经常写作“孙运璇”。 早年生活　　孙运璇出生在山东蓬莱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亲孙蓉昌不在身旁等因素，孙运璇幼年生活必须仰赖家族接济并因此遭到部分远亲族人欺负。不过与母子相依为命的他，却从此养成了好强的个性。    学生时代的孙运璇(前中) 1925年，从小一直想当个文学家的孙运璇，接受了父亲孙蓉昌“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意见，与父亲一起离开家乡前往哈尔滨，进入专为俄侨子弟举办的俄侨实业中学，学习俄文。1927年，孙运璇如愿考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开始了七年的大学生涯。在大学时代，孙运璇成绩极好，在1934年毕业时，负责口试的俄国教授，一致通过将他的毕业论文打了“满分+”的分数，孙运璇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由于自小就必须看他人脸色过活，青少年时期又离乡背井、寄人篱下，让孙运璇培养了应对得体，苦干实干的态度，这段生活对他日后的性格，影响极大。[1] 抗战时期　　1934年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后，由于当时东北在日本人管制之下，日本人尤不愿东北训练出来的人才，回流关内，孙运璇只好改扮商人进入关内。回国后，孙运璇先与母亲前往天津，投靠当律师的父亲，后又经介绍加入江苏省连云港电厂建设。1936年因为发表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受到赏识，而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 　　1937年，抗日军兴，孙运璇一开始从事战时临时电厂的装配工作，后又接受指示，在中央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就地组织了一个骡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湘江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到重庆大后方去。后来他又奉派至青海，盖了当地第一座的电厂，并担任厂长。而后由于他在迁厂与建厂方面的表现，1942年，中央决定派遣孙运璇等人，前往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参观见习，并获准在美国进修，以便从事战后复员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 技术官僚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运璇奉命抵台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的台湾电力在盟军轰炸下可谓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务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三千名日籍技术员，却奉令必须撤退回日本。孙运璇在日籍技术人员纷纷返国，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与台籍工程师朱江淮等人合作，找来了一群尚在就学的台北工专、台南工专三、四年级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五个月内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展现了他于技术专业与工程管理方面的长才。    孙运璇与蒋家父子 1950年，国共内战失利后，迁台的国民党当局外汇存底将近枯竭，可说是濒临破产。同年，孙运璇升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方交涉，孙运璇终于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金，陆续完成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其中又以台湾第一个自力设计安装的乌来水利发电厂最具重要性。由于这个阶段的成绩，美国也才恢复对台电的信心，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政府重新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等重要因素，美国开始大力支援台湾的电力建设。至1957年，台电的发电容量已经跃升了一倍。在此阶段，由于水力发电的不可靠，孙运璇决定了台电未来“火主水从”的电力政策，大力发展火力发电，结束了台湾轮流停电的岁月。 　　此后近二十年，孙运璇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任内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划的支援，规划德基水库，并引进“目标管理”的公司制度，执行“乡村电气化”，在乡村不惜成本铺设电力网络，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日本、韩国，达到99.7%，而由于员工力行所谓的“台电文化”，台风天中辛苦修复电力设备的台电员工形象，也是在这个时期深入台湾民众的心目中。 　　1964年，因为在台电的成绩受到世界银行的青睐，且考虑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开销，孙运璇同意受聘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的职务。在任职的三年内，孙运璇率领国际团队推动尼日尔河水力发电计划，尼日利亚的发电量因此增加了88%。不过因在台母亲病重，且孙运璇遵守当年对陈诚“回国服务”的诺言，因而于1967年辞职返台。 “交通部长”与“经济部长”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份受台湾当局高层重视孙运璇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一职。孙上任后，首先推行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后“交通部”在全台湾岛广建道路，奠立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而此时正值十大建设之规划期，而十大建设之中，与交通有关者共有六项，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孙运璇负责规划。 　　1969年，因“经济部长”陶声洋突罹癌过世，孙运璇转任“经济部长”。1970年，台湾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盈余。不过随后发生国民党当局退出联合国事件与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却严重打击了台湾经济。身为内阁中的“经济部长”，孙运璇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以经济合作计划换取稳定的中东油源。不过国际原油价格飞涨，台湾也陷入物价蠢蠢欲动的窘境。孙运璇基于个人信念，本来对于物价管制十分坚持，不过最后还是接纳经济学者的意见，与李国鼎等人建议政府放手让民生用品价格一次涨足，以消除预期心理，最终化解经济危机。[2] 　　为挽回各方对台湾经济的信心，1972年开始，蒋经国内阁开始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孙运璇力排众议，仿效韩国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当局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突破当局法规限制，以高薪聘请归国学人，从事产业研发。当时立法院认为工研院乃政府出资，却因财团法人之地位，当局并没有管理权而大力反对，后因孙运璇坚持才得以成立，孙运璇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3] 　　1974年，“经济部长”与相关官员规划甚久的十大建设正式启动。该计划除了创造就业，台湾也借此开始推动产业转型，诸如“中国钢铁”、“中国造船公司”、“中石化”，都在这时候孕育出来，成为台湾重工业的基础。同年，孙运璇经与旅美学人潘文渊深谈之后，决定半导体产业为台湾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重点。于一片反对声中，以官位去留做为宣示的他，在坚持成立工研院技术顾问委员会后，终于自美国RCA（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技术移转（后称为RCA计划），取得了集成电路的技术。[3] 　　1977年，孙运璇极力协调“国防部”，征用新竹所在的科学园区的用地后，并于1980年代初顺利完工。俨然成为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基地与集成电路示范工厂的该园区落成后，台湾成为当时可以生产集成电路的少数地区之一。事实上，孙运璇一手擎划的工研院与半导体也皆成为1980年代－2000年代的台湾产业火车头，今许多科技业名人如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人，均出自工研院，而21世纪初的台湾首富张忠谋于建立台积电前也担任过工研院院长。 “行政院长”　　1978年原“行政院长”蒋经国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随即拔擢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党当局与美国“断交”事件。当时孙运璇除了以捐献活动来化解民间对美国与当局的不满，并宣布开放国民自由出岛观光的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学园区也依照预定计划，于国民党当局与美国“断交”十日后开工，吸引许多台湾旅外科技人士回国创业，以此挽回国民的信心。并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让国民党当局与美国双方在“断交”后依然保持实质关系。 　　1979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府借由事端大量铲除台湾反对党力量。孙运璇虽是技术官僚出身，却也不免卷入此政治事件。一般来说，由蒋经国主导的该事件处理与监禁异议人士决定，无法置喙的孙运璇所扮演的角色，常引人争议。例如在“立法院”遭到党外“立法委员”的严厉质询，他就曾说：“高雄暴力事件绝非官民冲突事件，而是少数分裂分子殴打执行公务的宪兵与警察。....根据军事审判机关起诉书，其中八名有叛乱罪嫌，依法军事审判；其余无叛乱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审判。本案现在已进入司法程序之中，行政部门自当尊重司法独立，由司法单位依法办理。”此声明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尚属温和，但其反民主立场成为了他日后少数被质疑的施政经历。 　　虽然在民主政治改革上，孙运璇并无贡献任何力量，不过在经济方面，他的先知卓见的确是台湾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1982年，孙运璇为加速台湾科技发展，明订了“自动化、资讯、材料、能源、生物技术、雷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点科技。其中的自动化、资讯与材料发展颇受好评，不过执行方式却受到质疑。这些质疑包括当局投资补助的对象良莠不齐，八大科技的范围过于广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多数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悄悄’列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决策方式，已足令人吃惊。”。不过事后至少在资讯发展与产业自动化上，台湾还是因此取得进步。另外在同年，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不均，孙内阁推出了“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两百亿的资金，缩短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并加强农村福利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准。而孙运璇这时经常轻车简从，四处察看工程进度，也因而累积了不少的民间声望，受到许多基层百姓的支持。事实上，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台湾在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的情况下，国民所得从1977年的1182元，在短短六年内将近翻了三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间平均近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更为世界第一。 晚年　　    孙运璇与马英九出席慈善活动 中风后的孙运璇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轮椅代步，身体虚弱，只有偶尔出席公益活动和国民党活动，他曾拍摄公益广告呼吁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时量血压，他也是董氏基金会的名誉顾问。1996年，孙运璇的旧同事与旧部属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孙运璇学术基金会，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担任董事长，并由孙运璇在“科技发展方案”时，在半导体等产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如当时台电公司董事长张钟潜，中兴工程公司董事长张斯敏，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台积电公司董事长张忠谋等人担任董事的职务。一开始基金会以表扬优秀公务员为主，后来也扩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举办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事业。 　　因为政绩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动能力及淡出政坛的孙运璇，仍常被视作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之一。也因此，连战四年内的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活动过程中，孙运璇不但曾表示支持，亦也抱病站台助选。2005年之后，因病情不复乐观，孙运璇就相当罕于出现于各种公众场合。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活动，是2005年8月16日出席马英九领取国民党主席当选证书之仪式。 　　孙运璇于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难送往台湾大学医院转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急性心脏衰竭及急性肺水肿；2月2日曾一度发生心跳停止，后经抢救恢复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现败血性休克现象；2月15日0时33分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93岁。[4] 　　孙运璇逝世后，灵堂设于荣总介寿堂，供民众哀悼，并于25日由“总统府”以“国丧”办理治丧事宜，以连战担任主祭，覆以“国旗”、国民党党旗，陈水扁、吕秀莲及“五院院长”也都前往致祭。公祭结束后，安葬基隆七堵的欣欣墓园。 个人生活物质欲望并不高　　    孙运璇早年居家照 孙运璇与俞蕙萱在上海结婚。俞蕙萱出身商人家庭，在物资缺乏的当时，上海的娘家中竟有三艘游艇，可说从小生活富裕；不过因战乱影响，孙家举家迁往台湾避难，十几口人，挤一间房子，只靠孙运璇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每过月半，薪水告凿，就需要俞蕙萱拿出首饰典卖，贴补家用。俞蕙萱曾经回忆，在她怀孕时，孙运璇要买颗卤蛋给她补身体，还要藏在衣袋内，进房间才敢拿出来，家中的小孩，衣服也是缝了又补，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著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个人夹两筷子，就盘子见底了。”加上孙运璇母亲的医药费，就占去了薪水的一半，生活因而十分辛苦。直到孙运璇接受了世界银行在尼日利亚的职务，由于薪水较优渥，三年下来，生活方有改善。日后由从政至逝世的这段期间，除公家供给之宿舍以外，从未另外购置其他不动产，家中一套沙发也已有几十年历史，夫妇两人物质欲望并不高。 孙运璇坚持不收部属礼物，不拿回扣，也曾经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 名不符实之处　　不过也有部分泛绿人士批评，自1984年孙运璇中风以来，成为“总统府”有给职资政长达二十多年，每月有薪水、配给、司机、护士、安全人员，并且长期占据公家宿舍（土地市值三亿，不必付租金、房屋税），却仍被美化为买不起房子的“清廉形象”（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房子），有名不符实之处。 　　孙运璇一共育有四名儿女。长女孙璐西、次女孙璐筠、长子孙一鹤与么儿孙一鸿。孙璐筠于英国货币市场任职。孙一鹤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电机工程师，孙一鸿则成为土木专家，两人皆旅居美国。 施政评价　　总的来说，孙运璇以技术官僚的身份，在“部长”与“院长”任内，台湾经历了“退出联合国”、与美国、日本“断交”、石油危机等事件，台湾经济不但没有因此崩盘，反而蒸蒸日上，外汇存储迅速累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孙运璇可说功不可没。尤其是集成电路的技术转移案，虽然耗费了一千万美元来完成，日后却为台湾创造了一兆新台币以上的年产值，堪称最正确的决策。不过对于他任内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晚年则是透过了儿子孙一鸿之口，表示了遗憾，并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也无法说什么心中想说的话。 大力发展工业建设，却不重视环保议题　　然而孙运璇任内大力发展工业建设，却不重视环保议题。举凡山坡地滥垦滥伐，河川、海洋严重污染，土质日渐沙漠化，也为后来台湾环保“污染输出”蒙上阴影，目前后遗症仍深远影响台湾。而过于重视工业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环保建设，也是令人诟病之处。 　　因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绩与极高民间声望，孙运璇普遍受台湾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间，天下杂志针对历年的台湾政治人物以中小学教师与家长为对象展开民调，孙运璇被评定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于该统计数据中，他所获得之正面指数，不但高于蒋经国，比起2000年代初期台湾朝野热门的政治人物如连战、宋楚瑜、吕秀莲、陈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许多。 怀念孙运璇的风潮　　2006年，在孙运璇过世之后，台湾掀起了一阵怀念孙运璇的风潮。无论泛蓝还是泛绿的政治人物，对于孙运璇都是赞誉有加，公祭时数万民众送行，许多科技人更视孙运璇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纷纷撰文纪念孙运璇。这个现象的形成，或许与今日的台湾政经环境有关。由于台湾近年来政治上的不安定，与经济的不景气，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技术官僚主政的年代。《联合报》2006年2月16日的社论指出：“今人纪念孙运璇，不但是尊敬他个人的施政功绩和操守典范，也感叹今昔政治文化及政治习气的强烈对比。在当今台湾以改革开放为标举、凡事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与往昔相较，反而令很多人由衷怀念前辈政治家的风范，并且对当年有纪律、重专业的政治风气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文末感叹“那个以“正直作人，勤恳做事”为风气的时代却是一去不回了。”正是这一类观点的代表。 　　对此所谓“孙运璇现象”，也有部分人士提出反对的看法。持相反立场的人指出，过去台湾威权领导的政治环境，较易尊重由基层技术出身的政务官带领，有利于进行各方面政经改革。当社会变迁渐趋向多元与开放，民间自主群体的影响力蓬勃发展，“大有为政府”的观念被视为保守、与时代脱节的角色而相形弱化。 人物轶事日本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运璇生于1913年，山东蓬莱人，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主修电机工程。1945年日本交还台湾前夕，孙运璇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委员。 　　当时，台电的日本技术员约3000人，很快将被遣送回国，而大陆派去的接收人员不足60人。日本人狂言：“台湾几年内将一片漆黑。”孙运璇很不服气，说：“日本被我们打败了，还看不起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他找了数百名专科生，夜以继日地抢修全台遭到破坏的电力设施，结果在5个月内使全省电力供应恢复了80%。自此，日本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运璇1967年出任“交通部长”，两年后任“经济部长”。当时，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的目标，专注于岛内建设，这让孙运璇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著名的“十大建设”就是出自他的精心策划，台湾重工业企业包括“中国钢铁公司”、“中国造船公司”和“中国石化公司”都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基础建设的完成，为台湾经济起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此后，孙运璇又开始筹划经济升级。当时，他派了现任台积电副董事长曾繁城和前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到美国无线电公司学习，而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不清楚什么是半导体。如今，台积电和联电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科技公司。 台湾百姓对他竖大拇指　　1978年，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受到岛内的高度肯定。前“立委”康宁祥回忆说，孙运璇是国民党内能够坦诚回答问题的少数官员之一，“如果他懂的问题，他会直接告诉你；不懂的，他会说‘我回去问清楚，马上告诉你’。过不了多久，你真的会接到孙运璇的答复”。当时在民间，随便询问一位老百姓，只要提起孙运璇，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对台湾的贡献。有关数据显示，孙运璇接任“经济部长”时，台湾平均“国民所得”是320美元；他卸任“行政院长”时，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000美元。 敢跟蒋经国辩论　　正当岛内各界期待孙运璇在政治上再上一层楼时，1984年4月24日，他早上起床刮胡子时，突发脑溢血中风，政治生命就此画上句号。蒋家第三代回忆说，孙运璇如果不是病痛缠身，将是蒋经国接班人的唯一人选，也就不会引出导致台湾政治发生巨变的“李登辉时期”。 　　据了解，蒋经国当时对孙运璇非常信任。他曾对康宁祥表示：“我如果有财经大事，总是找有关人员讨论。孙运璇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会跟我辩论，但是一旦形成决策，他就会全力执行，绝对不会推说这是别的部会或上级的指示，他自己不同意。”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也曾透露，蒋经国晚年曾亲口对他表示，接班人选应该是孙运璇，“虽然当时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但并没有把权力全部交给李的意思。他坚持让孙运璇做‘行政院长’，是预计任期届满时，让孙运璇做‘总统’，但后来孙运璇中风了，连‘行政院长’也不能做了”。就连陈水扁也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因素，“我敢说孙运璇就是当今的台湾‘总统’”。 坐在轮椅上支持泛蓝　　淡出政坛后，坐在轮椅上的孙运璇始终心系国民党，多次出席重大的党政活动。每次只要有他出现的公开场合，都是满场的掌声。1998年，马英九首次竞选台北市长时，85岁的孙运璇在护士的搀扶下参加造势晚会。当时他勉强站立着，高举马英九的手，要在场的10多万支持者全力为马拉票。马英九双眼含着泪，全场为之动容。2000年，国民党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当时身体情况不是很好的孙运璇一大早就抵达台北市党部办手续。2004年台湾领导人大选，孙运璇也没有置身事外。“3·13大游行”，他坐着轮椅上了舞台，慢慢地说出心里话。虽然孙运璇说话并不清楚，但还是让现场的民众感动不已。去年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后，国民党元老举行一次聚会，这也是孙运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各界深切哀悼　　对于孙运璇的去世，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和海协会分别致电表示深切哀悼。岛内各界也唏嘘不已，政界人物给他很高的评价。马英九说，孙运璇对台湾贡献很大，他的风范令人永远怀念。陈水扁和吕秀莲认为，孙运璇参与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改革、建设与进步，堪称“台湾经济推手”。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说：“李国鼎先生（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之一）和孙运璇先生是好搭档，他们带领台湾走上正确的路。”前“经建会副主委”萧峰雄说：“他是带领台湾经济起飞的人，把台湾由农业社会带到工业社会，并为科技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台湾媒体普遍认为，孙运璇是“带领台湾迎向光明，谋划经济前景的人”。《联合报》的文章指出，在那一段经济起飞期间，岛内经济增长率经常是两位数。这不能归功于孙运璇的运气好。事实上，他任内碰上两次能源危机，又经历了“台美断交”和“美丽岛事件”等政治风云，但他一方面搞好了财政改革，另一方面注重节俭，“当时的行政官员夏天大都穿着短衬衫，和现在穿西装、打领带、吹冷气不同。为了杜绝奢华习气，‘孙院长’任内加重了对奢侈消费的征税”。岛内舆论敦促民进党当局进行反思：“由现今看过往，当处于困境中的台湾如何规划经济远景时，孙运璇的风范或许值得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