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之儒家的几个主要人物

	（一）孔子 孔子其人，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介绍了他的身世背景，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学说的主要内容。 1、孔子的人品与性格特点 （1） 积极进取的精神   孔子一生，好学不辍，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孔子的“学”，在广义上它包括了求知与修德两个方面，他自己多次申明“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也。”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都说明，孔子少年立志向学，毕其一生仍学而不厌，故能成就其大德风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经14年之颠沛流离，历尽艰辛而不改救生济世之志，“干七十二侯君而不见用”，返鲁后依然“不怨天，不尤人”，他一面招徒授学，继续传播他的仁政德治理想，一面删《诗》订《书》，述《礼》正《乐》，修《春秋》，赞《十翼》，为中国文化奠定了经典文献的基础。 （2） 中庸的风格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称赞帝尧以“允执其中”的正道将帝位传给舜，这都反映了孔子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中庸。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庸就是搞“折中主义”，就是不讲原则。对于孔子而言，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适宜的。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讲究“时中”与权变。“时中”的意思是处理事情要审时度势，随事物的变化而处中，努力做到无时不中。他还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一切是非取舍都以合理、合宜为标准。他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这两种不合中道的行为。子贡曾问他：“师与商也，孰贤？”他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不甘心，又问“然则师愈与？”孔子说：“过犹不及”。也就是说，太左或太右都不好，只有无“过”无“不及”的适中是可取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十分强调“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2） 诚实的态度 孔子强调，必须以诚恳踏实的态度来对待学问和做人。他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说，在求学过程中，只有不欺人、不自欺，不强不知以为知，才可能获得真知。孔子还要求学生们杜绝四种坏毛病，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要断绝空想、武断、执拗、主观这四种坏的学习态度。孔子早就以博学而成名，但他却“入太庙，每事问”，一有机会就向专家请教，以检验自己的所学是否有误。 2、孔子的政治主张 （1）取信于民    其一，他把民与牲畜区别开来。其二，他主张富民、教民。论语里讲过这么一段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其三，取信于民。 （2）选贤任能   孔子认为，为了对百姓负责，必须选举贤能的人担任国家大臣。鲁哀公问他怎么做就能使老百姓信服，他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推举正直贤能的人在邪恶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信服；推举邪恶的人在正直贤能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会信服。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批评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他认为臧文仲身居国家要职，却不懂得选贤举能，不过是个“窃位者”罢了。从这里我们知道，孔子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贤人政治上，在今天看来固然是一种幼稚，但在官禄世袭的春秋时代，这种打破传统的用人主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3）以文明程度作为辨别贵贱的标准 在《论语》这本书中，一直存在着“君子”和“小人”之争，孔子的“君子”和“小人”有时也指因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区分出来的上下尊卑，但更多的是，孔子认为评价一个人主要的依据不是身份地位的贵贱，而是道德境界、学养水平的高低。冉雍是一个出身贫贱的学生，孔子鼓励他说：“犁牛之子   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他劝勉冉雍，只要努力向学，即使出身寒微，也会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 3、孔子的教学活动 （1） 破除西周王官之学的传统，开创私人讲学的新时代。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教育由贵族阶级垄断。孔子作为从贵族阶层没落下来的“士”，他招收弟子，兴办私学，既推动了学术下移，又培养了一大批自己政治理想的追随着。据说，孔子培养的学生有3000人，学有所成的就有72位。孔子教育弟子，总结和创造了一系列的教学方法和原则，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其目的除了为国家培养治国贤才外，也为了培养“君子儒”，即像他那样以教授知识为生的职业教师。几十年后，孔子及其弟子逐渐变成一个人才多、势力大的学术团体。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分散到各地，继续传播和弘扬孔子的学说，使孔子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支重要渊源。 （2）教育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 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不应因地域、贫富的差别而将一些人排斥在教育之外。他的学生就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从地域来说，他的学生大部分是鲁国人，也有来自卫、吴、陈、楚、宋、齐等国的人。从年龄来说，从几岁到几十岁，老少同学，只要肯学者，未有不教焉。从出身来说，学生中既有在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南宫适，也有被称为“贱人”的仲弓和“鄙家”子弟的子张。从贫富来说，他的学生中既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又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宪、颜回等。孔子的“有教无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孔子是平等教育的倡导者，在孔子那里，“教”，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制的，他不可能把包括奴隶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都当作教育的对象。 （3）教学内容上进行创新。以古代典籍为主，言志乐教。孔子教学，以传授诗、书、礼、乐为主，主要是教学生掌握各级贵族从事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所必须熟悉的各种专门知识。孔子强调《诗》教的社会作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他把诗的教化看成是事父事君的一种本领。而且先秦时期，《诗》在祭祀、朝会、筵宴中与乐相配，成为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使、交际时也广为引用，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书》教的内容现在己无从得知，据说是各国贵族从事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共同的东西，相传他把“疏通知远”作为衡量“书教”效果的尺度。孔子对“礼”教的重视生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几科，以致“礼教”成了孔子学说的代名词。孔子对“乐”教也很重视，他经常让学生唱歌，自己则应和，并用道德观念来评价各种乐舞的优劣，孔子经常把“礼乐”并提，说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4、孔子的道德修养 （1） 提倡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忠”即是尽己，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成就他人。所谓“恕”，则是原谅，宽囿他人。其实，这两个方面都立足于“推己及人”这一原则的。它们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意义，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要推给别人做。后者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意义，即自己喜欢的也愿意成就别人。忠恕原则的核心要求，显然是要人们在礼听言动之中，保持一颗仁爱之心，既不要把自己所可恶强加于他人，也不仅仅只顾自己之所欲，而是要乐于帮助他人，成就他人。 （2） 智、仁、勇的统一 ，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不仅应该常怀仁德之心，而且应该智勇兼备。他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他50多岁期间短暂的从政生涯中，孔子很快就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与智仁勇兼具的大政治家风范。公元前502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而后由司空升为大司寇，开始执掌鲁国的刑法、诉讼，兼摄相事，在他执政期间，社会秩序安定，百姓各守礼法，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鲁国大治，诸侯畏服。孔子对他自己的政治才干是颇为自许的，他曾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实践来看，说孔子是智仁勇“三达德”集其一身的圣者，应该不是妄言。 （3） 温、良、恭、俭、让，这是孔子自身的写照，也是孔子为人处事的原则。《论语》记载，子禽问子贡说，孔子到那里都能知道人家的政事，是他求来的，还是人家告诉他的，子贡就说，“夫子温、良、俭、恭、让以得之。”意思是说，孔子得闻其政，是因为温和、善良、纯朴、恭敬、和谦逊，让人心生敬仰，乃自诉于他。可见，孔子在待人接物上的修养已经臻于化境，所谓“吾欲仁，斯仁至矣。” （4） 好义正直的人格，孔子的一生是历经坎坷因而经验丰富的一生。他深谙富贵贫贱的个中滋味。但无论在怎样的境地，孔子都不改其正直豁达的品性。子张有一次问孔子：“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他回答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他看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孔子强调只有“义之与比”的富贵才能安然处之的思想境界。 （二） 孟子及其王道政治   （1）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他本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因其家道衰落而迁居邹地。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前后（周安王二七年前后），卒于公元前304年前后（周郝王十一年前后）。孟子的身世，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史记》上有《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出生时，孔子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他是继承孔子思想与道统的人，１５、１６岁离开学宫赴鲁国向孔子的门徒求教，对儒学的理解随知识的丰富日益加深。３０岁左右仿效孔子开始收徒讲学。４０岁以后，开始接触政界要人，筹备周游列国之事。公元前３２９年，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宣扬王道、仁政学说，但在政治活动中屡不得志。６０岁时回到邹国，不再远出，除了讲学，便著书立说，《孟子》一书即是他晚年率万章之徒所作。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学成后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而不见用，晚年，他在邹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后世以其宗孔圣之道，至宋朝时尊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之位。自唐代韩愈以后的学者，大多数认为儒家的道统乃由孔子传给曾参，曾参传给子思，子思之门人传给孟子。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的势力为最大，所以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他对孔子学说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孟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的弟子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2）孟子的王道政治 孔子的思想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孔子，他又讲“仁”，并用“仁”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王天下”、“得天下”。 第一，人人有田宅。“制民之产”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们应当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社会才能井然有序。 第二，争取民心。孟子认为，要实现“王道仁政”，必须争取民心。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而得民心，就应该与民同乐，因为“乐民之所乐，民也乐其乐；忧民之所忧，民也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和君主还高的地位。 第三，尊贤重士。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君要“王天下”，就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历代圣王霸主取得天下，无一不是如此。 第四，施行教化。这是孟子学说的特点之一。在孟看来，人民有了稳定的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有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实现。 第五，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但这种性善论是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为此，他又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行事原则，就是要尽量扩充发展仁、义、礼、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体任人的本性。 （三）、荀子 荀子姓荀名况，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荀卿、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在先秦儒学大家中，除了孔子和孟子外，荀子的地位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继承孔子的同时，荀子又批判和改造了正统的儒家思想。尤其对孟子一派，荀子持明显的反对和批判态度，在儒家学派中别立一宗，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荀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加剧，战国七雄争城夺地，战争连年不断。当时齐王广招天下贤士，设“稷下学宫”，到齐闵王时，规模盛大，荀子也在其中游学，他企图说服齐国的当权者，能够选贤任能，重用儒生，最终实现王道政治，但他的忠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游说到秦国，陈述了自己对当时时局的看法，荀子“隆礼、尊君、爱民、实行王道”的立场，博得了秦昭王的赞赏。荀子曾有一些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后来的秦相）是较著名的两个。但荀子对他们只注重用法术与权谋治理国家的作法非常不满，认为治理天下当以仁义为本。他的主要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荀子重视民众的力量。他把君民关系看成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所以为人君者，要想使天下安宁，最要紧的就是要“平政爱民”。 第二，荀子重视刑罚。这是他与孔孟等正统儒家有所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也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荀子希望建立起“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社会秩序，为维护这种秩序，在注重礼义教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法治。 第三，荀子反对天使鬼神。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只是自然存在的物质，不能控制万物，也不能主宰人类。相反，人的力量却可以征服天，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 第四，荀子主张性恶论。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子正好相反。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欲望：“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这正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所以，人应该学习礼义、圣人，君主也应该“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这是荀子思想的特点。 （三） 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公羊》学大师。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曾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对传统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被封建统治者称为“阐道醇儒”，甚至挂匾奉祀。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青年时期曾随公羊派的大师子寿学习《公羊春秋》，汉景帝时担任过博士官，那时，他就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家学说。汉武帝即位后，，曾经颁布过“举贤良文学”的诏令，要求各地的官员推荐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举到了京城。汉武帝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史称为“天人三策”。 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五帝三皇”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的观点，“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各种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 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整套选官措施。 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的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并把他派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为相。 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出现了阴阳五行化的趋势，董仲舒开始宣扬公羊学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引起了汉武帝的反感，加之当时的丞相公孙弘的忌恨和排挤，所以在58岁时结束了仕宦生涯，专意于读书和著述，埋头钻研学问。他的著作大都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董仲舒认为，孔子在《春秋》里蕴含的“微言大义”并没有人真正领会，只有通过他的著作才能明白。他把自己解释《春秋》的123篇文章汇编成册，取名为《春秋繁露》，这是他惟一流传下来的完整著述，其中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主张。在这部书中，他再次系统地宣传了“天人感应”学说和“三纲五常”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尊崇。 （四） 朱熹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建州龙溪（今江西婺源）人，字元晦，号晦庵，学者称之为晦庵先生。朱熹的父亲朱松，博学多识，为人刚正不阿，朱熹五岁开始读书，即由父亲教授。少小的时候，朱熹就表现出非凡的颖悟之资，据记载，他刚会说话，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他就问道：“天之上是什么呢？”使他的父亲大为惊讶。十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遵从父命跟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人学习。朱熹少年时代努力学习，读《中庸》、《大学》、《周礼》不辍，十六岁时便好理学，但他受佛老思想的影响也很大，他的思想体系，乃是后来历经曲折，艰苦磨难所成。他最主要的建树是构建了宋明理学的“神学体系”，我们在第二讲“儒家伦理的现代化”中已经讲述过，在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