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典籍可谓是数不胜数。早期的有“四书”、“五经”之说。“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其中《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由朱熹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因为内容通俗易懂，便得到广泛的普及，后来的科举考试就以《四书》为开科取士的经典书目。“五经”特指《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孔子生前，曾长期从事教育，他同这些经书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时，经学兴盛，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来成书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精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五经”的教化作用已经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它在封建社会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以后，儒家经典的范围逐渐扩大，由“五经”发展到唐代的“九经”，“十二经”，直到宋代的“十三经”。“十三经”主要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到清代，儒家学者阮元把“十三经”较好的注疏本选出，汇刻成为《十三经注疏》，成为儒家学者的经典书目。在本章我们简要介绍在封建社会里影响最深广、流传最普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本书。
1、《论语》
《论语》是“语言的论篡”，也就是“语录”的意思。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这就是说，《论语》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主要是曾参的弟子）编辑而成。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20篇，约11000余字。每篇都从文中的第一句话里节取前两三个字作篇名，如《学而》、《述而》、《公治长》等。旧时，为了研读方便，一部《论语》分上下两部分。“上论”自《学而篇第一》至《乡党篇第十》，“下论”自《先进篇第十一》至《尧曰篇第二十》。按历史沿习的读音，《论语》的“论”字读“轮”。
《论语》的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看出孔子对政治的见解、对社会的理想、对教育的主张，也可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该书言简意赅，哲理深蕴，发人深省。《论语》的言辞字句非常优美，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雍也第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第十五》）等等，他说的这些道理，二千多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其中的一些短语，经历代沿用，己成为世人尽知的格言或成语，如“见义勇为”、“既往不咎”“不耻下问”、“举一反三”、“后生可畏”、“诲人不倦”等。
当然，我们在《论语》中也能看出孔子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政治思想上的保守倾向，在礼乐制度上的复古倾向和轻视妇女、轻视劳动的思想等，所以我们在学习时要注意鉴别。匡亚明先生说得好：“孔子思想中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这两种不同因素导致了两种不同后果，前者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者则形成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特点。这种矛盾现象是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矛盾性）的毫不奇怪的必然产物。”（《孔子评传》）无论如何，孔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论语》一书也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2、《孟子》
《孟子》一书是研究孟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材料。《孟子》的撰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宋代的朱熹、清代的阎若璩认为，《孟子》七篇的文章风格基本一致，其中只记载了孟子的言语和行动，没有像《论语》那样因成书于门人而记录了孔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孟子》应为孟子本人所作，而万章、公孙丑可能参与其事，并在孟子死后进行了序次编订。
现存的《孟子》有七篇，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篇》、《万章篇》、《告子篇》、《尽心篇》，每篇又分上、下篇，共14篇。其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我们研究孟子的宝贵材料。关于他的主要思想，我们在儒家的主要人物“孟子”那里详细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
3、《大学》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据说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到宋代，朱熹把它和《中庸》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起来，称为“四书”。并且朱熹认为原来的《大学》，有脱落、错简之处，于是加以移动和补充，又重新分段，把最前面的一段作为“经”，认为是孔子之意，由曾子所记述。后面的十段为十章，是解释经文的“传”，以阐明“经”的意义，由曾子的弟子记述曾子之意而成的。
《大学》，按朱熹的注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他所谓的“大人”并不是地位崇高的王公贵族，而是人格高尚，达到了完美而光辉的理想地步的“大丈夫”，也即道德上的巨人。这一目标，好像太高远了，太伟大了，似乎不可攀登。然而就《大学》的内容和教导的实际而言，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正心、诚意、是人们修己的起点；修身、齐家，更是每个人的希望和职责；治国、平天下，也是我们的理想，一国之人共同的愿望；何况，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又在每个人的正心和修身之上；这说明了《大学》是“大人”之学，更是人人所需要的常人之学。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为初学的人进修德行的门径。”也就是说，人人做好了正心、诚意、修身的功夫，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巨人也是可以预期的了，并不会因为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而受到影响。
《大学》的“经”部为孔子原意，共240多字，言简而意义深远，现录于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原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4、《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二十卷，相传是汉代宣帝、元帝时戴圣所作。取材于孔子弟子后学者的有关著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jí ） ，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称子思曾为鲁穆公师。子思大概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来看确是如此，子思学于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一说是子思的门人），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比较来看也是如此，二者只有详略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从《礼记》的成书背景、有关史料的记录和《中庸》的思想内容看，《中庸》应该是战国至秦汉时思孟学派的集体创作，它始于子思，成于戴圣，大概是言之有理的。
《中庸》由于没有明确的内涵，所以对“中庸”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有的说，中庸就是妥协保守。有的说，中庸就是不偏不易的天下的正道和定理。有的说，中庸就是人之常情，恰到好处。有的说，中庸就是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有的说，中庸就是能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如此等等，总之，后人的种种解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各自的思想和道德、政治的需要。在封建社会中，《中庸》一直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真正起作用的思想是程朱理学，并非《中庸》本身。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中”谓中和、中正，“庸”谓常、用。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一书，但他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渊源。尧让位给舜时即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论语•雍也篇》记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作为儒家思想里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主要讲述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后代儒者在继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把中庸与人性道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以“至诚”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世界本原，论述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修养形态，提出以“至诚”的态度使人与天道合一，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赞天地之化育。
《中庸》言虽简而义实繁，几乎浓缩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儒家思想，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因而很难用几句简明的语言，归纳出对中庸的准确解释来，需要所学者细心研究，才能有所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