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席家花园”的本家讲席家往事

听“席家花园”的本家讲席家往事

     在汇丰银行的历史上，席家是不可或缺的名字。席家三代相传出任汇丰银行买办，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端更是由“红顶买办”席正甫打开。



　　上海从19世纪后期起，主要外商银行的买办，几乎让“洞庭帮”攘夺，而洞庭帮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席正甫三代相传的汇丰银行买办和以沈氏为主的新沙逊洋行买办。


　　席与昭和席与明是一对80多岁高龄的双胞胎姊妹。这对年龄相差45分钟的姊妹，都是在老上海金融界风云一时的席家后人。


　　20世纪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的大小银行总计34家，其中17家（其中有3位是席家女婿）的买办都由席氏家族的人担任。席家祖籍是苏州洞庭东山，靠经营丝绸生意成为当地知名的富商。太平天国时期，席氏来沪避难，并在租界里开设了钱庄，后来被许多外商银行聘为买办。洞庭东山商人在明清时期异常活跃，威望仅次于徽商和晋商。当时的金融界流传着一首口谚：“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这个“山上帮”即“洞庭帮”，而“洞庭帮”的领袖人物就是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席正甫。席正甫经由李鸿章亲自上书保荐，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史上有“红顶买办”之称。席正甫就是这对姊妹的曾祖父。



　　至今，苏州太湖边上仍保留了席家占地70亩的宅院，现在是作为旅游景点。而位于上海东平路上的席家花园餐厅曾经是姊妹俩从小长大的家，房子的主人被后人误作“中央银行行长席德懿之宅”，事实上，席德懿是姊妹俩的姑姑，而且席家从来没有出过中央银行行长，真正的主人是姊妹俩的父亲，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的席德柄。

　　历史尘封，多少人、事已被后人淡忘，后人在缅怀老上海的奢华时候，已经距离事实原貌越来越远，有的彻底模糊。而席家后人自己，除了两姊妹和席与明的儿子Jerry暂时待在上海之外，其他人都在国外，她们无所谓后人的以讹传讹，更不愿谈及家族往事，甚至惧怕镜头。出于种种原因，我们等了很久，终于得见席家这三人，却非常遗憾地没能留下任何影象素材。


　　席与昭、席与明姊妹们：席家花园餐厅就是我家

　　笔者在采访外滩18号时认识了席与明的儿子Jerry，他的中文名字叫刘作安，是美国某家建筑集团的副总裁，曾经参与过外滩3号的修建，后来接了18号的机电设计项目。

     Jerry出生在香港，2岁跟全家迁居到加拿大。1987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是因为工作——参与建造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如今长期待在上海。席与昭、席与明姊妹们近两三年才回国定居。



　　在半个多世纪里，jerry只知道母亲家族是老上海的金融世家，却并不知道家族与外滩12号、18号的密切联系。许是冥冥之中，有着某种默契，席家后人又回到外滩。通过Jerry约见席与昭和席与明姊妹们，一直约了一两个月，直到以为彻底没了希望时，姊妹们才终于出现。


　　10月29日中午11点钟，外滩18号5楼的滩外楼餐厅。姐姐席与昭穿一件黑色羊毛开衫，胸前和袖口的纽扣都闪着钻石般的光，围着一条红白相间的丝巾；妹妹席与明则穿着白色外套，系着黑白的丝巾，提着颜色鲜艳的包。姊妹俩说话的声音很轻，跟人保持着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每吃完一道菜，姊妹俩就掏出化妆包补妆：口红、唇彩、粉饼，三道程序一道不漏。

　　姊妹俩说起往事，神情是宠辱不惊的。她们说，席家花园餐厅是父亲席德柄购置的产业，席德柄（号彬儒）与宋子文是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因了宋的关系，解放前，席德柄任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后来，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把女儿嫁给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席家的规矩很大，12岁之前，席家的孩子都是请教师到家里教书，姊妹俩在家里学背唐诗宋词、英语。12岁，姊妹俩就读于当时的贵族学校中西女中。1947年，姊妹俩去了美国，姐姐在纽约大学读书，后来在旧金山的中国银行工作。妹妹曾经开过一家旅行公司，当时就能带着游客欧洲、中国地两地游，业务开发领先现在的旅游市场几十年。据妹妹说，连周恩来的秘书也曾经打电话请她带一批客人旅游。



　　姊妹俩现在是席家花园餐厅的常客，餐厅给姊妹俩9折的优惠。虽说是从小长大的地方，但是现在和路人一样，都是花钱消费的顾客。而关于宅子主人的误传，姊妹俩跟店家说了几次之后，一直不见改，也就淡然处之了。

　　姊妹俩一共有6个兄弟姐妹，上面是一位大哥，前些年去世了，下面有3个妹妹，其中2个妹妹是医生，一个妹妹在夏威夷。如今席家后代每年都有聚会，今年的聚会在温哥华，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沈家的故事

　　说到席家的发家史，就不能不提及沈家。沈氏祖孙三代都效力于新沙逊洋行，沈二园不仅是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还是“洞庭帮”的鼻祖。

　　席正甫的父亲席品方是沈二园的妹夫，正是沈二园介绍席正甫进入汇丰银行的，从而席家才开始在金融界滋长。

　　沈二园无子，由外甥席素恒入嗣为子。席素恒是席品方的四儿子，在席品方死后，改名为沈吉成。沈吉成的任职时间最长，他不仅为新沙逊集团积累了巨额财富，自己也发了财。他去世后的一项统计显示，他在上海的遗产价值达500多万银两，其中房地产价值近270万两，现银110万两，还有绸缎局两家、典当两家。

　
　“终七”（民间说法，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是为“终七”，灵柩一般在“终七”后入葬）祭奠时，沈家在南京路逢吉里两端，搭盖东西辕门和吹鼓亭迎送宾客。这样显赫的场面和影响秩序的做法，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上是不许可的，但由于沈氏和新沙逊集团的关系非同小可，竟然得到当时工部局的默许。

　　清光绪末年，席吉成去世，其子沈志华出任新沙逊洋行第三任买办。

　　席家的故事

　　席正甫1838年出生于苏州洞庭东山，父亲席品方去世后，家境衰落。1857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席正甫来到上海，在同乡所设的小钱庄里当学徒。1860年他自己开了一家钱庄。

　　1866年，沈二园介绍懂外语的外甥席正甫进汇丰银行担任跑楼。那年，席正甫19岁。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是绍兴人王隗庭，他业务精通，但不懂外语，办事困难。席正甫正好可以凭借语言优势协助王隗庭工作。

　　当年李鸿章代表清末朝廷向汇丰银行借款巨额，王槐山从未经手过，认为风险太大，于是求席正甫办理。1874年，席正甫去天津与清政府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高得多的利息，借给清政府200万两10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把银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从此不仅在洋人面前，他是个与官府沟通的代言人；在官府面前，他又是个能办大事的洋务人才，于是左右逢源，官路亨通。

　　同年，王隗庭因病辞职返里，席正甫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清政府为奖励他借款有功，还授予他二品红顶花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亲友、熟人进入众多的外商银行，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上海滩成为风云一时的买办世家，最后竟成了一个颇能呼风唤雨的“洞庭帮”。

　　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由席正甫一手经办，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汇丰银行通过席正甫的上下沟通，业务也蒸蒸日上，为此对他优渥有加。

　　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某大班在买办担保一事上与席正甫发生冲突，席正甫一气之下辞职，汇丰银行总行坚决不允，不仅专门来信挽留，还撤换了该名大班，使席正甫稳坐买办交椅长达30年之久。
　
　  席正甫在长达数十年的买办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财产，除投资经营金融业外，还在浦东、南京路、凤阳路一带购置了众多的房产。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用这部分钱放高利贷，贷给大大小小的商号以获取利润。由于席正甫掌管了汇丰银行借款的签字盖章权，成为当时银钱业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几乎所有的钱庄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绍的人当助手。

　　1887年，席正甫与同乡人任洋行买办致富的严兰卿合资开设协升钱庄（1909年收歇），还用于子女名号投资于大清银行，有好几个股户，共计1320股（每股100两），计占大清银行商股总数的6.6%。

　　1905年，席正甫寿终正寝，祭奠之日，从外滩到凤阳路席家，沿途各个路口都搭了白布帐棚，中外商家及一些外国银行的门口，都设置了坛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还武装护送上祭队伍从南京路上通过。1905年6月12日的《时报》曾报道当时的丧仪场面：“行十里路，费万金财，用数千人之力，动数万人之众，同时扰乱数百种之事业，此其声势实视阶级国之王候而过之”。

　　席正甫去世后，由他的长子席立功续任汇丰买办。1923年，儿子死了以后又由孙子席鹿笙续任。此外，席正甫的三儿子席德辉出任大清银行的协理；曾孙席德懋出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的买办；席缙华的女婿叶明斋又是正金银行的买办；华比银行和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父子又都是席家的亲戚……

　　20世纪前后，外商在沪开设大小银行有30余家，其中著名的银行有17家，均为洞庭山帮席氏家族所攘括。国内4家著名银行和上海中央造币厂，江海关监督等亦为席氏家族垄断。上海从19世纪后期起的各主要外商银行和新沙逊洋行的买办，就几乎让洞庭山帮所攘夺，特别是席正甫三代相传的汇丰银行买办和以沈氏为主的新沙逊洋行买办更是洞庭山帮的两个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