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流派及其起源--道家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的“避世”之人，其中有长沮、桀溺、荷   丈人等，他们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说他的“仁政德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思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里，孔子热衷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 那么，什么是“隐者”呢？隐者一般来说是指那些“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逃避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已经不可救药，这些人大都遁迹山林，后来的道家就是出自这种人。 但是道家又不是普通的隐者，他们虽然退隐山林，但他们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这种行为以深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退隐，真正的退隐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也没必要让人知道其退隐的原因。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是杨朱。 杨朱及其门徒的基本观点，一是“为我”，即“珍惜自我”。二是“贵生”。《韩非子》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乃轻物贵生之士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拨一毛而天下者，不为也。”《庄子•逍遥游》里记载许由的故事说，许由这样的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了。大概古代的君主比今天的领导都辛苦，他们认为管理天下百姓是个费心的苦差事，所以宁可逃到山里躲起来，也不肯干。这里我们讲一下许由洗耳的故事： 许由洗耳：传说尧有九子，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淫逸，为人暴虐，尧认为其子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传授给舜。尧知其子不肖，便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开始艰难探访，寻找继承人。他听说阳城（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继访许由，许由也不受，并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尧再次找到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之位，许由觉得王位尚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跑到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 此时，巢父牵着小牛犊欲饮水，见许由洗耳，便问其故，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说：你许由不接受王位、九州长之位，隐遁起来也就算了，还大谈洗耳原因，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牛口。巢父、许由这两位隐君子，也许在他们看来，登帝位并不会有什么作为，却以六根清净的仙风道骨，被历代高人贤达高山仰止，在他们身上荡漾着一种至善至美的文化气韵。反观今日之世，当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一样啜饮无度时，是无法置身于许由洗耳的古风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早已使人们没有了那份超然物外的心境和教养。 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舜。舜在二十多岁就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记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了躬耕垅亩的舜，他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故，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打，我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这样，黄牛以为在打黑牛，黑牛以为在打黄牛，两个牛就都会加快速度，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有如此的爱怜体恤之心，让其承其帝业，定会爱民如子。但唐尧深知，一国之君，肩负治理天下的重任，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他的才德，于是，尧把其女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以观其治家的本领，并让九个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查舜的教化才能。（另有一说，说是舜是篡夺帝位，并霸占尧之女，奴役尧之子）。 舜此时年近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未因此而孤高骄矜，仍谦逊让人，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其弟弟象，仍不计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不因其身份高贵而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因此变得通情达理。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在总结伦理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 一、“俭”，崇尚俭朴。 二、“让”，蔑视争权夺利。 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 四、“和”，主张睦相处。 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 六、“安”，融于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 我认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舜，舜让位于禹，不象后来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接木者有之，假狸猫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也有之，为了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最丑陋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所以有后人评价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制度，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杨朱的基本观点在《老子》、《庄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朝）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轻物贵生，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便失去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复得，但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 《庄子》里有些话也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意思是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的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给他。这些都表现出了“轻物重生”的思想。当然，道家的贵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贵己。《庄子》的《养生篇》也认为，保身全生，免受世人伤害的最好办法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有用与无用之间，行为上就要处于善与恶之间。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显然不能全生。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了天下的赞誉，也不是全生的办法，因为树大招风，有可能为了所谓的美名而牺牲自己。《庄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在山里行走，看见一个枝叶茂盛的栎树，但伐木者却不砍伐，问其原因，人说这棵树没有用，因而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以终其天年。后来，他在山中宿在一家，主人让他的儿子杀雁来招待客人，儿子问，有两只雁，一个能鸣，一个不能鸣，杀那个呢？杀不能鸣的。弟子问庄子，昨日山中的树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说，周（庄子名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先秦道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杨朱——第一阶段。老子——第二阶段。庄子——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各自的出发点都是全生避害，但他们为了全生避害，其各自的方法和措施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   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之恶，可是人世间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不论你隐藏的多么好，总是有些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二阶段   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试图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他们认为，事物在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是不变的。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调整自己的行为，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的一面。 第三阶段   即使如此，他们认为还是没有绝对的保障，因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些预料不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但难免防不胜防，仍然有受害的可能，那怎么办呢？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即取消自我，超越现实。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于是他们开始追求大彻大悟的境界。 这个境界，在庄子那里也得到了发挥，遂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其意思是从更高的观点看生死，观物我，由此出发，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其实，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让肉体从社会上隐藏到山林，而是在精神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的最后一个阶段。至此，就取消了自我，把自我融入了自然之中。因而可以说，先秦道家从始至终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也达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合一。 道家学说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有二个不同的观点，一说是代表没落的贵族阶级。一说是代表没落的公社农民思想。 下面我们着重要讲的是杨朱、老子、庄子及其道家的伦理观念。 先来谈一下道家的几个代表人物。 1、杨朱留下来的资料很少，也较混乱，他是战国时期一个比较活跃的思想家，曾经创立过自己的学派。《孟子》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朱思想曾风靡一时。 前面说过，杨朱坚持“为我”、“贵生”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认为，人不损天下，则天下必自治） 杨朱人我关系的思想宗旨是贵己、为我，拨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拨一毛”是损己，只要是损己，杨朱坚决反对。 杨朱贵己思想的另一面是轻物，对于损己而利，杨朱不干，但要损人而利己，杨朱同样不赞成，就是把整个天下给他，他都不肯要，这是他“轻物”的一面。他认为，贵重自己，必然轻视外物，要了天下，必然会累及自己。 可见，杨朱的为我，有特殊的含义，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损人的利己主义者，而是一种重生主义者，如果非要说他是利己主义者，那么，他也是一种温和、退让、避人独处、力求长命全生、精神自足的利己主义。 杨朱认为，他的贵生、利己，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他认为，假如天下之人都信从他的贵己、轻物、重生的理论，人人都以自己的生命为至贵，那么，天下就不会出现为利人而自我牺牲的事，也不会出现为利己而争夺名利地位，牺牲生命的事，这样，天下之人都轻物、轻人而贵己，天下也就太平了。 杨朱的为我主义，揭示了人与人的生命的独立价值，它揭开并抛弃了个体身上的种种宗法等级关系的束缚，把人看成是一个与外部不发生关系的独立的而非隶属于社会的生命体，并把每一个人看成平等的， 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抗，不仅直接拆了统治者的台，而且还导向消除人对人的剥削和统治，他把每个平民百姓都变成了自由国的君主，把所有的君王也都还原成了不以己制人的百姓，实际上这是一种反专制的人我论，他的主张被封建主义的卫道士孟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杨朱的为我是“无君”、是“禽兽”。 杨朱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个体幸福主义的学说，它发现了人自身的生命价值，反对压迫和专制，但它连人的社会价值也予以否定，有把人引向封闭和退缩的可能。但是杨朱的学说发展到后来，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杨朱后学追求欲望的满足和随心所欲，他们要求，目之所视，耳之所听，鼻之所嗅，口之所食，体之所安，心之所向都要能够得到满足。 杨朱怕损却了肉体的完全而不肯拨小胫之一毛，其后学却认为，如果拨自己的胫毛能够感到舒服的话，不妨全部拨掉，甚至一毛不剩。他们主张活得要幸福、愉快，而不愿延长痛苦的生命。人生的意义在于达情遂欲，享受而己，这是杨朱后学的结论。到了《列子•杨朱篇》，就把这种倾向推向了极端，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典型的纵欲主义理论。他们认为“百年之后，仁圣也死，凶愚也死，死后都是一堆腐骨，并无好坏之分。”所以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为美馔尔，为声色尔。”应该尽情欢乐，尽情享受。 2、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据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故号称老子。他曾经长期担任春秋末期周王室掌管典籍的史官，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管理者国家的史册、文告和典籍。正是由于对天文和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历代兴衰替代的观察，使他的思想博大而弘远，他可以预知古今，堪称旷世奇才，老子到底有多大学问呢？孔子曾经对他有一评价。 公元前518年，孔子奉鲁昭公之命，前往周都洛阳，学习周朝的礼乐制度。此次出行，孔子专门问礼于老子，老子向孔子传授了些什么，我们己不得而知，但孔子回来后曾向弟子们描述过老子其人，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云天，吾今日见老子，其龙在耶？”《老子•韩非列传》。 据说老子送给孔子很多典籍。《周易》就是其中之一。老子自修道德，绝对不追求功名利禄。他纵观天下，见周天子日益衰弱，乃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而去。当时，函谷关令尹喜，也是擅长内功修练之人，他遥望东方，只见紫气东来，他知道必有真人经过，当老子经过时，尹喜苦求老子著书，说“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就是震撼古今的《道德经》。 据道教的传说讲，“老子东度孔子成圣，西度释迦成佛。”他西出函谷关就是为了点化释迦牟尼。而佛教的《金刚经》也明确记载，释迦牟尼曾受燃灯古佛点化而成佛，燃灯古佛是不是老子则难以定说。不过，从佛教的教义来看，佛家讲参禅，道家讲悟道。佛家讲空，道讲无。佛家讲弃，道家讲损。佛家讲觉，道家讲真，总之是殊途同归，异法同源，从哲理到修练方法，确实如出一辙。 3、庄子：庄子姓庄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与孟子同时而稍晚。他曾为漆园吏，没干多久，就退居讲学，著述。 庄周生活很清贫，但思想却很高洁，他访问魏王时，穿得是补了又补的粗布衣服，草鞋上的带子也断了接起来的。魏王看到庄子如此模样，便说“何先生之惫也？”他回答说“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屐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 庄子绝不做官，对功名利禄表示高度的轻视。《史记》记载，楚威王听说庄周贤明，派人用重相聘，并许以为相。庄周笑着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牲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杀之）庄子把千金和重位视为用于祭祀时的牺牛，一旦为人所用，身心俱不得自由，故终身不仕。 庄子实际上是专门修练气功的高洁隐士，他逍遥自在，超凡脱俗，勤奋好学，博闻多见，他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个性的自由。庄子的著述达十余万言，其中不少神话美丽动人，不少寓言令人深思，他的文章言辞优美，比喻形象，阐述了不少人生的相对论和辩证法，在先秦诸子中是独具个性和风格的，被后人称为相对论大师。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核心人物，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伦理观。 1、人性论   在人性问题上，我国古代主要集中在人性善恶的争论。其中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人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有善恶论等，而老子则是人性超善恶论。不论是人性善还是恶，还是无善无恶，有善有恶等，都是从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和礼仪制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上述诸家都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礼仪持肯定的态度下，来衡量人性的。道家则不然，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他们首先对社会伦理，道德标准持否定的态度，当然他们也不会用这个标准来论述人性，他们直接从自然大道出发来研究人性，认为人性来自于“道”，在未加雕琢之前是至善至美的，这里的善不是与恶相对应的善，而是纯朴完美，没有对立面的、超善恶的一而无对的善。这种人性观有一种追求自然质朴，开放自由和批判不合理社会制度及伦理规范的特质和精神。 老子认为，初生婴儿的人性才是人之本性，是至美的，是无所谓善恶的，是超乎世俗的，随着婴儿的长大，现实的人性即有了善恶，因为他受到了社会文明的污染，原初的人性至美的程度就逐渐减少，被社会文明所塑造、雕琢的人性失去了原初是不好的，老子主张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儿”，虽然有崇尚自然和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积极批判，但毕竟否定人的社会本质，是把人类拉向倒退的非科学的人性论。 庄子在人性观上和老子如出一辙，也同样认为人性来自于天道，是命定的，其最本质的特性就是质朴自然，他与老子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本性方面， 他认为人受其性于天，劳动而衣食，无知无欲，与万物相处而不相算计，这种素朴的生命资质和自然而然的生活，也就是人的本性了，人的天性中有什么，就让他自由地发展什么，也就是“生之谓性，率性而为”，这才是人生的最佳状态。而所谓的名、利，国家天下的事业，都不是人性本来就人的东西，人如果去追求他们，就会越来越失去原性，陷入无穷尽的痛苦之中，故而庄子主张毁损仁义道德，废弃事业，丢掉一切文明成果，回到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中去。 由此可见，庄子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思想家，田园式的，自由自主的，小国寡民和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是其理想化的追求。 2、义利观：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老、庄持一种超然和批判的态度，可谓是独树一帜。（1）老子的超越义利论。 老子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家，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都用一种相对的观点去看。 世间有相当数量的人都贵义而贱利，但是在老子看来，所谓义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义，即使是真正的义也并非是可贵的，义作为人与人相处的应当或规范，仅仅是自己所认为的应当而非至上之道。老子认为，道是至上的，是贯通古今的。 世人了有相当一部分人重利而轻义，对于利，老子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他认为，利之太多，害也就相伴而生，利与害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人们重利实际上不过是求害而己，当自己的身体生命受到伤害时，再多的物质利益又有何用，只有知道孰重孰轻，才能不重货利而知足，才没有灾祸，故而才可以长久。 因此，老子主张，一个求道的人，要超越世俗中崇尚义利的怪圈，一个求道的君主，也不应当在社会和国家中推崇尊义贵利，他说要“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老子看来，不辨义利，甚至去义利，让整个社会处于浑浑噩噩的质朴愚昧状态，自然纯朴的至上道德也就会出现，一切人为的灾祸也就没有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揭露了阶级社会中道德的局限性，应该说是深刻的，但他所持的否定道德、否定社会文明的观点则是不足取的。 （2）庄子的绝义弃利论 在义利观上，庄子的态度更为激烈，在他看来，自然纯朴、依人们的自然本性而生活的时代，是最理想的、毫无弊病的时代，此时，人人都具有纯朴的道德，根本用不着什么圣人来讲仁义，讲道德，遗憾的是圣人非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制定出礼义制度和规矩，从而使人们开始有所企求和追逐，也就是说，智慧是人类的原罪，是圣人让人们吃了智慧之果，又用一整套的礼乐仁义来规范人们，结果，人类失去了自己的伊甸园，从此，至德之世便一去不复返了。 庄子认为，所谓的仁义、礼乐和物质利益都是人的本性之外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去追求，圣人非把这些东西强加给人们，结果使人们放弃了自然之性，而去追逐义利，不为名死，便为利亡，伤性殉身，就是整个天下所犯的共同错误。 他还认为，世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仁义可言，只有世俗所认可的成见，同时，仁义与强权并存，他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时，庄子的眼光是锐利的，一下子就看透了仁义的本质，庄子对这种道德的伪善深恶痛绝，他甚至把仁义说成是强盗之道，他认为圣人与强盗本来就是一体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来败坏人们的美好生活，人们不明不白地跟着圣人来讲仁求义，实在是太糊涂了。为此，庄子振聋发聩地叫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对此，曾经大骂过杨朱“禽兽”、“无父无君”的孟子又应该怎样气愤呢，可惜当时孟子己死，无法知道他听此高论后的反映。 庄子厌恶世俗的义，更厌恶世俗所谓的利，他对于贪求高官厚禄的人，从来都是极尽轻蔑挖苦之能事的，对于不要人格而以得利为上的人，庄子更是嗤之以鼻的。因此，绝义弃利，去掉任何的好义好利之心，恢复自然的人性和素朴的生活，是庄子的追求，这种思想，对于 现实的强权主义，利己主义，以及争夺仇杀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他对所谓的至德之世的描述则是虚幻的，而把人类引向脱离文明，走向原始野蛮时代的道德也是错误的，这种义利观所表现的洁身自好，处世清高倒是值得批判地继承，但要注意不要把人导向自我封闭、脱离社会和愤世嫉俗的消极情绪中去。 3、人我论 在人我关系中，“我”具有核心地位，如何对待自我，是解决人我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杨朱的贵己，孔孟的爱人，墨子的兼爱理论外，还有一种无我主义，无我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消除一己之私，全力爱人助人，以至达到完全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是一种积极的忘我（比如共产主义品德），另一种忘我也是消除一己之私，但基本上不与爱人相联系，它或不与人争，或在内在意识上退出人我关系，摆脱社会，这是一种消极的无我，所求的只是自我的精神超脱而己，老庄的无我就是后一种无我。 （1） 老子的不争论 老子是一个深沉、善于冷静地观察事物的思想家，他以求道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即通过世间纷纭复杂的现象，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适应一切的普遍规律，用以安身立命，他在处理人我关系问题上，得出了与其他学派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是宽容一切人，不与人斗气。俭是不与人争财夺利。不敢为天下先是处处让人，不与人争权、争名、争势。此三宝，乃老子接人处己的妙道，总而言之，即一句话：不与人争。 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相互竟争的状态，或争利，或争名，或争位。老子认为，这是一种不合道的行为。在他看来，争财则招损，争名则招辱，争势则伤身。正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人们争来争去，最后的结果还是一场空而己。与其为争夺而受害，何如一开始就不与人争，因而他说“知足者富。”“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知足，这是常足矣。”也就是说，只有其心自足，就不用外求，不用外求，就不会与人相争，才能免于祸害，才可以长久。 老子主张用减少“我”之欲求，用“我”之退让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的目的，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是吃亏，而在老子看来，这样做因为不会给自己招来损失和祸害（因为你没有什么，所以也不失去什么），反而是沾了大便宜。而且，如果我不与人争，就能够以德服人，众人反会乐意推举他，最后成为众人的首领，这即是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以不争取胜的道理。 老子的不争主义，反映了道家的明哲保身精神，具有超越人我关系的倾向，他所说的不争，主要是企图在于自保，他所说的宽容，并非真的能原谅、宽容别人，而是对人存而不论，不爱不恶不恨的淡漠，表现出了他超越人我关系的实际存在，以求从天、从道、从自然的思想倾向。也就是他概括总结出的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道家的无我论 道家的无我论也是由老子开端的。老子一贯主人张“无私”、“无为”，但人们常常难以真正做到无私无为，所以他常感叹，认为是人因为有了自我之身，才有所忧患，于是他便幻想：“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他希望人没有身体才好，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无为，但是人毕竟是有身的，所以，只能在思想上达到“无为”、“无我”。这种思想到了庄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庄子是道家的后起之秀，他以其绝顶的智慧和神奇的思辨，以其广阔的视野和诗一般的语言，以及近乎荒唐的叙述方式，为人们展示了道家的无我境界。 庄子否定了世俗中人们关于人我关系的各种见解。现实社会中，人我之间的的交往，利害复杂淆乱，每个人都有其是非善恶的观点，彼此相争相斗，至疲惫不堪都不能停止。在老子看来，这是没有意义。他认为事物原本没有差别，只是由于人们从一己的立场上看问题，用自己的小聪明分辨事物的是非，各持己见而互相不让，以至勾心斗角，日日不停，这些世俗的成见，如果不去除，人们之间的无谓辨争至死也不可能结束，至上的真理性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 庄子还认为，人我之间，乃至万物本来就是一体，没有什么分别，一个圣人，至人或真人与一般的俗人不同，他们只从根本上看事物，而不从细节末稍上看事物，只从道的角度看事物，而不从小我的立场看事物，他们完全超越了自我形体的局限，完全忘却了自身，与大道已经合而为一了，当然也就不会再关注世俗的人我关系，更不会耿耿于小我的利益和在个人小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的法则，这样，现实的自我被忘却和否定了，只剩下一个“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实体，自我成了一个不受任何拘束的精灵，这个精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四处飘游，只与那宇宙的道，天地的精神发生联系，至此，所谓的人我关系也就不做为关系而存在了，作为关系存在的仅仅是自我精神与天地精神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呢？庄子提出了三个方面： 其一是忘。忘掉世俗的成见，忘掉人世的伦理道德，忘掉名利和外物，忘掉父母和亲人，忘掉自我，最后连本身也忘掉。 其二是守。即要守己之说，守己之意，守己之神，不予外泄。 其三是游。这是指心灵不受任何俗务和俗世规则的约束，使之处于一种不负责、不拘泥和绝对豁达、绝对自由的状态。 然而，不论俗人，还是圣人、至人、真人，毕竟都有一个肉体，毕竟都还活在世俗，所以无论精神上怎样超脱，都不能不实际地对待现实人我关系的各种问题，即使聪明绝顶的庄子，也不能摆脱这个红尘滚滚的俗世，无奈之下，他提出了“不   遣是非以与世俗处”的人我关系原则。 游戏人生俗事而又不与恶者同流，注重肉体的保存而又追求自我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解脱，乃是庄子人我关系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不与世俗恶势力妥协的骨气和清高，不过，从根本上说，这种由愤世而厌世，由厌世而出世，由出世而成仙的人我关系是消极的人生思想。到了魏晋时期，社会的一些腐朽贵族很赏识他，把他奉为清谈的始祖，后来，道士们又把他奉为仅次于教主老子的祖师，最后被唐玄宗封为“南华真人”，这样，就把他对社会的黑暗现象的愤慨之情全部抹杀了，他只成了一些寻仙求道的人们的对象而毫无一点战斗力了。 4、道家的治世论 我们知道，以儒、墨、法、道四家的政治立场来说，儒家讲的是德治（孔孟），管子学派和荀子学派讲礼治，法家讲法治，而道家和其它几家都不同，它讲的是“无为而治”。 庄子认为，天道是无为的，所以人道也即是治世之道也应该是无为的。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时代是“至治”的时代，是“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   。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这种描述实际上是理想化了的原始时代。阶级社会中的尔虞我诈现象在当时还没有是不存在的。但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的压迫之下，生命毫无保障，所以并不是真正的“至德之世”。在道家看来，儒家所极力标榜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等盛世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从“至德之世”堕落下来的历史。庄子借用老子训斥子贡的口气说“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这时的人们不知亲疏；“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这时的人们已经知道了亲疏远近；“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相互之间有了竞争；“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天运》），这时人各为自己，开始动用刀兵。从此之后，“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目中穴   。”所有这些残酷现象都是为了争位夺利。由此他推论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历史已经堕落了，而且还在继续堕落以后将是人食人的世界。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这种人食人的现象呢？有。而且不必千年之后，自秦汉以后，哪一个朝代最后都是弄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但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黑暗现象，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光明前进的，庄子及其道家看不到这种前进。他把那些以仁义道德、兼爱天下为标榜的儒家、墨家骂了个痛快淋漓，他说圣人只不过是借“仁义”之名而行“窃国”之实的“假仁假义”罢了，他说“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你们的仁义道德不过是窃国大盗手中的工具而己。因而他大声疾呼“圣人不死，大道不止。”道家对社会现实及剥削阶级的本质的看法是不错的，有的见解也十分尖锐，但是儒、墨两家在没有办法中还拿出点办法，道家则是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唯一的主张就是“以不治治之”、“无为而治”。 当然，从历史上看，道家的后学们并没有拘泥于老庄的“无为而治”，他们在历史变迁中对老庄学说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有深刻影响的道家治世体系，比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有最系统、最具体的叙述，而阐述、诠释老子最清楚正确的，发扬道家思想最彻底的，则是庄子，《庄子》一书，（也称《南华经》），其中所论辩的道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对历史人物的建功立业乃至对个人的修养都大有用处。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的范蠡，是汉初开国时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只能算是亦儒亦道，唐时的魏征、明时的刘伯温等等，都是道家人物，他们用之于世的就是由《易经》、《老子》、《庄子》相提并论的“三玄”之学。苏轼是宋朝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其才情、智趣和豁达的胸襟古今难有与之相匹配者，但他对老庄学说也有很深刻的领悟和体会，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其中的寓意非大彻大悟者不能知。一部《红楼梦》，在繁华似锦、灯红酒绿的描述里也无一不渗透着浓郁的佛老气息，开篇的“好了歌”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豕一坯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生前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人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读来令人气短。清朝中兴名将曾国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一位大政治家，从他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一位深谙老庄思想个中滋味的人。这首诗说“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屠羊说”的典故就出在《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是楚昭王时，市井上一个卖羊肉的屠夫，事实上他是一位隐士。当时一个叫伍员的人为了报楚昭王杀父兄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战败后逃难出奔到随国，当时屠羊说也跟着昭王逃亡，并帮助楚昭王复国，昭王要封他“三公”之位，他坚辞不受，宁愿做个摆羊肉摊的小贩。这其实就是秉承的老庄精神。曾国藩用此典告诫他的弟弟要居高思危，以免身首异处而不自知。 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从现象上着眼，而要深入内里考究，什么是实的，什么是虚的，且不可被障眼法蒙蔽了。比如我国自唐宋以后，以儒、佛、道三家作为文化的主流，儒家始终居于正统的地位，儒家的学问以孔孟之道为其正宗，是偏重于入世的，像《大学》、《中庸》等，虽然也有一部分思想，从伦理入手，进入了形而上的领域，但到底是入世之学。佛家思想偏重于出世，虽然佛教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度众生，但出家修道、学道，本身仍以出世为主。道家的学问最妙不可言，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他们的落脚处不在世俗的王侯将相上，而是讲究“不以利累形”、“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下之道。应该说这是和他们保命全生的世界观相辅相成的。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