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

	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孕育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史上，最基本的是两件事：一是生产劳动，以解决自身生存问题；二是自身繁衍，以保证种族延续。生产劳动面对的是自然世界，自身繁衍则依靠祖先婚配。于是，原始人类便产生了两种观念：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是由于远古人类对强大的自然现象感到无法理解、敬畏和难以控制而产生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万物有灵，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包括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有灵魂，天上下雨、地上刮风，五谷生长，牛羊奔驰，都是他们各自灵魂支配的结果，而它们的灵魂同人一样，也有善恶好坏之分，善的、好的会造福于人，如甘霖、和风；恶的、坏的则会降祸于人，如洪水猛兽。因此，必须祈求、祷告万物之灵，以趋利避害。 传说黄帝崇拜土，炎帝崇拜火，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则是崇龙尚玉，这是中华早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人看来，玉具有沟通天地人的特殊功能，是人间美德的体现。玉从出现开始，就扮以礼器或神器的角色，它的各种造型代表的常是神圣之物。 我国对龙的崇拜历史也很久远。1994年在距今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了一条以褐色石块精心雕塑的龙，长19.7米。仰韶文化时期，我国南北各地的崇龙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商周以后，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王权的象征或民间的雨神，龙的形象可以说无处不在。数千年来，无论是钟鼎、雕造、漆器、陶瓷，还是绘画、丝织、建筑、服饰、风俗等，无不以龙为题材。威猛奔放，喷水吐火，腾云驾雾，这些龙的色彩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龙的传人）。 继自然崇拜之后，人类社会出现的另一原始崇拜形式是祖先崇拜。当时的人类对自身的构造及繁衍缺乏理性认识，他们经常在梦中看到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死去的人，这就使他们感到除了自身肉体之外，还有一个平时看不到的灵魂存在着。在山顶洞人遗址里，一些死者的骨架上佩戴着装饰品，身边放着生前使用的物品如工具等，骨架周围则是用红色的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对自身的崇拜超过了对自然的崇拜，那些曾经为本族的发展壮大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祖先首先取得了被尊崇的地位，由此逐渐形成了祖先崇拜。通过祖先崇拜，社会成员的联结有了共同的精神纽带，增强了族团的凝聚力。上古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祖先被看得特别重要，正是由于祖先崇拜的发展渗透，古代中国才发展成了宗法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由此建立起来。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精神含义，都与尚老崇祖的古老习俗密切相关。 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 殷商文化是十分典型的巫神文化和贵族文化，表现为尊天事鬼、迷信天命、崇拜祖先。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都要问神占卜，把鬼神看作是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绝对神秘力量，无条件地加以服从。在众神当中，“帝”或“上帝”被看作宇宙的最高神，主宰世界万物。但商人又认为，“帝”并不直接干涉人间事务，而是派一代表来统治管理人间，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他们的祖先契是“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契来到人间统治万民的。这是最早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因此，祭天和祭祖在商人看来是密不可分的。殷商时期的自然科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天文、立法、青铜器制作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文字（甲骨文）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对神的崇拜逐渐淡漠，对自身的能力和信心不断增强。西周时期，觉得“天命靡常”，对天产生了怀疑，商代夏、周代商变革天命的事实更使人们觉得天不可信。然而，当时的人们还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天命，于是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提出了“顺天应人”的思想。人们开始认为，单靠虔诚地祭天崇祖是无济于事的，关键还在于统治政策是否“宜民宜人”，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作为统治者，除要“敬天”，又要“保民”。与此同时，以研究八卦、五行、阴阳等矛盾关系为特征的原始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出现了。“八卦”思想来源于《周易》，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五行”学说来源于《尚书•洪范》，五行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界的基本物质。 从春秋到战国，封建社会关系逐渐取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士”阶层的分化，终于促成了“百家争鸣”这种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除儒、墨、道、法四大家外，还有阴阳家（邹衍）、名家（公孙龙、惠施）、农家（许行）、杂家（吕不韦）、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吴起、孙膑）等。阴阳家继承了前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并进一步认为五行“相生”、“相胜（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春秋战国时期，“轻天重民”、“民贵君轻”思想被社会广泛认同，这种思想成为后世反对专制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除外，诸子散文和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史学、绘画、音乐、天文、立法、医学、光学、数学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总之，先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期，后世中国文化诸形式特别是思想制度、礼仪、风俗等无不源于这一时期。其地位与古希腊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类似。 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统一 从战国末期开始，随着统一趋势的愈加明显，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在寻找一种统一的思想文化模式。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兼采各家之学，到秦始皇采用法家之说，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再到西汉初年，混合道家无为与法家专制的“黄老刑名之学”，都是这种谋求统一的尝试。这一过程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算正式完成。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下令举贤良方正，在对策中，《春秋》博士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随后，汉武帝罢黜秦朝所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五经博士，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把黄老刑名等各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从而正式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秦汉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加强。西汉时期，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东汉明帝时，蔡愔到印度研究佛学，回来后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经。佛教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黄老之学与巫术结合而产生了道教；汉赋、乐府诗所代表的文学成就；秦兵马俑和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所展示的艺术水平；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成就；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成就；以及天文学上的张衡、医学上的张仲景、华佗和造纸专家蔡伦等。 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变异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封建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门阀士族长期把持政权，经济中心随一次次的人口南迁而逐渐移至江淮流域。长期的民族战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流动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外来文化作为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到中国文化的肌体之中。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断受到异端思想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玄学应运而生。玄学之玄来源于《道德经》，是虚无玄远，高深莫测之意。《老子》、《庄子》、《周易》合称为“三玄”。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到阮籍、嵇康的“自然论”（“越各教而任自然”），从裴頠的“崇有论”（“万物皆自生，以有为体”）到郭象的“独化论”（“有”自生、独化，不存在“无”），玄学家们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学经义，克服了西汉经学繁琐的注释，由训解阐述转向义理的诠释，由原来着重于实际运用的经验方法转变为思辨哲学的抽象方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 唐代，一方面有人极力宣扬“天人合一”，维护儒家的道统说（韩愈），另一方面又有人断然提出天人“各行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柳宗元、刘禹锡）的论断；一方面佛学伦理继续被维护，另一方面，道家与佛学思想又被倡导，在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 二是佛教东来并逐渐本土化。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是两种文化，从它传入中国之日起就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发生了冲突斗争。但由于佛教的新鲜性、超脱性，给人以精神寄托，及其对儒学的极力迎合，它在中国也获得了不少信徒，并逐渐站稳脚跟，发展与膨胀起来，逐渐由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三是唐朝文化呈现出向周边辐射的特点。唐朝的政治制度给亚洲各国特别是朝鲜、日本以深刻影响。新罗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几乎全仿唐朝，并采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日本更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参照唐律制定《大宝律令》，仿照唐朝官制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唐朝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及科学技术也对周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朝的服装（和服）饮食（茶道）、节日（端午、重阳）、习俗（马毬、围棋）给日本、朝鲜以深刻影响，日本、朝鲜还参照汉字创立各自的文字，当时朝、日学生读的课本也主要是儒经。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技术也经过阿拉伯传到世界各地。当然，大唐也展现了广阔的开放胸襟，周边各国的音乐（高丽）、医学（印度）、制糖（印度）、印染（波斯）及土特产品（菠菜、烧饼）也传入中国。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式也呈现出繁荣局面，诸如建安文学、两晋民歌、唐代诗歌、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史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医学、农业技术、建筑等都有不朽之作。 5、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定型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城市经济异军突起，趋于繁荣；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动；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持续不断；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延续不衰。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宋元文化有四大特征： 首先是理学的产生。理学是以儒学为主，吸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经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理学理论体系建立并完善起来。 其次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它的科技成果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郭守敬的天文、数学、水利成就等等。 再次是封建正统文学继续发展。不仅宋词、元曲彪炳史册，而且在城市经济的推动下，通俗的市民文学趋于繁荣，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传奇小说、话本、杂剧等。 复次是史学日益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编史撰志之风空前浓厚。不但断代史成果丰富，而且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问世，一种新的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也在这时诞生了。 6、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终结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政治上，一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为加强，另一方面官僚政治更加腐朽。经济上，一方面农业经济萎缩不前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相当繁荣，并且在个别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反映在文化上便是： 一、思想上，一方面有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王阳明心学，封建政府为总结传统文化而大编类书、丛书，考据之风盛行，另一方面又有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异端思想。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提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命题，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事物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所谓“心即理”。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存天理，灭人欲”，毒害甚深。李贽敢于打破几千年来对孔子的迷信，反对孔教和等级制度，反对以孔子是非论是非，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顾炎武强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学”；黄宗羲深刻批判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做官为天下、为万民，而不是为君主，同时又严厉批判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王夫之提出了“理在其中”、“行先知后”、“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等哲学命题，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类书、丛书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考据学又称朴学、汉学，因为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了高峰，故又称乾嘉学派。考据学家们把中国文化典籍作了较全面地整理、考证，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但只重论据、不求规律、脱离实际的作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一方面是天朝在上，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是西学东渐，西洋传教士东来，传播了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北京等地传教30年，大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使西学在中国传播开来。西学的传入，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不仅使中国学术慢慢走向近代化，而且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文学上，一方面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另一方面是市民文学的勃兴。小说成为明清时期成就最高、最有影响的文学形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中的人物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 鸦片战争以后，宗法的、伦理的、专制的中国封建文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和利炮的轰鸣中，在民主思潮和革命思想的激荡下，如日薄西山与秋凤残叶，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