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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与阴阳五行之学
在关于阴阳五行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颇多争议。但关于邹衍应是阴阳五行说的倡大发扬者一点，却得到学者们这样那样的认同。至于邹衍究竟如何发扬倡大其说，则或语焉不详，或论说欠精。此固然由于有关邹衍史料甚少所致，此外亦与研究视角之选择有关。本文欲以汉代阴阳五行说作为研究比证的切入点，深入考求邹衍阴阳五行说之大略。此或于问题之解决不无裨益，尚祈有识者鉴焉。汉代盛行天人之学，其学专讲天人感应，灾异变化，阴阳五行说乃其学的思想理论根基。或者说，其学专以阴阳五行说解释天变灾异现象，用以推论人事祸福。其学依附《周易》、《书·洪范》及《春秋》为经典根据。其中《周易》以阴阳观念为本，天人感应乃其筮占原理所托。《系辞》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朱子《周易本义》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所以，天人感应实为《周易》筮占原理的基本根据，反过来说．筮占也是借助天人感应、天人交通的信念而取得世人相信的。此外，阴阳家法天而动、顺时而行，其思想理念根据也是天人感应。如《管子·五行》：“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四时》：“故天日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憎，■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此谓国君若效法天地明圣之性而动，则应选择能臣而任用之，如此可受天赏，否则要受天罚。这是国君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交通功能。战国时代的各种月令书都主张顺四时发政，其宗旨都在顺天地而动可得阴阳和美、政治体明之样，都是天人感应说指导下的政治思想。汉代天人感应说一方面源自《周易》，另一方面则主要承自阴阳家思想。由于此二者本来相通，从而也更加强化天人感应说在汉代的影响势力。《洪范}本言五行，其“敬用五事”与“验用庶征”因经师之比傅，也成为灾异祸福、天人感应说的经典根据，汉代阴阳五行说中称之为五行咎征。《洪范)所载“五事”为貌、言、视、听、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x，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是五事与人的五种德行表现有关，它们作为各种修养以人的言行举止为表征。“庶征”指雨、肠、燠、寒、风五者。庶征又可分为“休征”与“咎征”。“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x，时肠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若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肠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旧蒙，恒风若。”所谓休征，指受到肃、x、哲、谋、圣五种美德的感应，雨、哂燠、寒、风五种自然气候正常，可带来休祥。相反所谓咎征，指受到狂、借、豫、急、蒙五种恶行的感应，雨、肠、燠、寒、风等五种自然气候将反常为害，会带来祸咎。汉儒就是如此理解五事与庶征，并且把二者与五行相联系。汉儒讲天变灾异，因而又偏重于庶征中的咎征，一般称之为五行咎征。《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就是如此引伸发挥五行说。可以看出，以五行咎征说天变灾异，最终还是藩实到天人感应说的基础上，即人的言行道德表现与天地自然变化之间，具有感应交通的功能。《春秋》中记了很多自然灾异现象，如星陨、雨螽、地震、山崩、昼晦、慧星现、鸟退飞、夏大雨水、冬大雨雪等等。对自然灾异的关注由来已久，如在《史记》中已可见这类记载，《殷本纪》记：“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缺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又：“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这两则记载中的自然灾异都与人事相关，因而当灾异出现时，作为明智之举应采取措施，调整人事，如“修政行德”等，以求消释化解灾异。此外，至少在西周以来已有人用阴阳理论对自然灾异加以解释。如《国语·周语》载西周三川震，伯阳父说以阴阳失序。《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六■退飞，周内史叔兴说以“是阴阳之事”。但上文所言《春秋》诸多灾异，大多并无人解释，《史记·天官书》曰：“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所以，汉人以阴阳五行推说天变灾异，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探究孔子的微言大义。《汉书·董仲舒传》曰：“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办，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即《春秋》所讥恶者，乃灾异所施加者，而灾异所生乃国家失政所致，因而究明灾异可通晓天人感应之理。《汉书·五行志》又谓：“《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即《春秋》所载灾异乃上帝以天象作为言语警示下民，因而为推究上帝意志，灾异现象是必须探究的。这些都说明，汉人乃以天人关系为中心阐发《春秋》灾异现象。汉儒盛倡阴阳五行天人之学，《春秋》之外，还以《周易》、《洪范》为经典根据，这在汉代记载中已有所论。如《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推阴阳言灾异者……假设经谊，依■象类”。又《五行志》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办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是汉儒以《周易》、《洪范》、《春秋》为根据演倡其阴阳五行天人之学，以董仲舒、刘向为代表。二人同治《春秋》之学，虽所宗有《公羊》、《谷梁》之异，但又同以推说《春秋》灾异为宗旨。·因为《春秋》灾异乃是天人之学的核心，只有以《春秋》所载灾异为凭借，方可究明孔子天道性命之说，从而认识天人相与之际的奥秘。汉儒认为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以阴阳五行之气为媒介而相互感应交通，即所谓天人感应。即如果社会人事失当，会使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发生错缪，从而导致天地自然中灾异现象的出现。所以，天人感应乃是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错乱缪戾而化生灾异现象表现出来的。《汉书·董仲舒传》载其论妖孽灾异之起有谓：“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琅，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mU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即谓衰世失德使邪气怨恶积郁，君臣上下失和，于是导致阴阳错缪而产生妖孽灾异。所以，汉代天人之学为推说《春秋》灾异，必须援引《周易》阴阳及《洪范》五行咎征为比傅说解依据，但其最终认识还要归结到天人感应这一根本点上。后来班固作《汉书·五行志》，综合董仲舒、刘向及其他阴阳五行大家之说于一炉，借此可窥见其体旨大要。《五行志》以《洪范》之五行咎征为纲，《春秋》灾异为目(并附以汉代灾异)，间引《周易》、《京房易传》为说，比傅天人，推说祯祥祸福，铺衍阴阳五行之义。《五行志》实集西汉阴阳五行说之大成。考汉儒据《周易》、《洪范》、《春秋》讲阴阳五行之学，具有渊源，其学实可上溯至战国末期之邹衍。但邹衍与汉儒阴阳五行说间的关系，颇多待发之覆，人所罕及，下试论之。邹衍是阴阳五行之学的倡大发扬者，其著述多与之有关。《史记·封禅书》有谓：“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集解》引如淳亦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亦曰：“邹子有终始五德”。是邹衍著书称“终始五德”。按终始即阴阳，五德即五行，故终始五德即阴阳五行。关于终始即阴阳，其义保存于《鬼谷子·捭阉》。其文曰：“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之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这段文字把阴阳、终始两概念间的意义之涵容相通，论述得十分详尽，也为我们理解邹衍学说中的终始概念，保存了一则重要资料，只是前人多未注意及此。《史记·封禅书》又曰：“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渚侯”，按“主运”乃邹衍所作书名，见《史记·孟荀传》及《索隐》引刘向《S，j录》。我考证“主运”乃“五运”之讹”，那么，阴阳五运犹言阴阳五行。是则终始五德及阴阳五运即阴阳五行的不同表述方式，既为邹衍的著述之称，亦为标举邹衍学旨的重要概念。借此则邹衍与阴阳五行之说的关系益明。《史记·历书》亦谓邹衍“明于明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按“消息”犹言阴阳。《史记·历书》谓黄帝“起消息”，《正义》引皇侃曰：“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生，为消电。”泷川资言《考证》亦曰：“消息以阴阳言。”那么，“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亦谓邹衍兼阴阳说及五行说而融贯之。邹衍学说之核心为五行相克式的历史循环论，与之相关，其阴阳五行之学的内容大要有二，一为天人感应，二为怪迂变化。《史记·孟荀传》述邹衍学说内容时有谓：“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样度制”，”五德终始，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所谓“讥祥”、“符应”，皆乃因天人感应所生之样异朕兆。考《吕氏春秋·应同》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样乎于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学者多认为此所述乃邹衍五德终始说大略，甚是。按其说，当某德将胜，天先见某种祥端以示人，祥瑞形式则按五行之气各从其宜。此与《史记》所言机祥度制”及“符应若兹”相合。因而可见天人感应乃其五德终始说之思想根基。《史记·孟荀传》谓邹衍作“怪迂之变”，《封禅书》谓燕齐方士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盐铁论·论儒》谓邹衍“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作变化之术”，《论邹》谓邹衍“作怪谈”。归纳以上记载，即谓邹衍有怪迂变化思想。邹衍主张变化之道，因而他盛倡在政治上当因时变化而反对守一不变，如《汉书·严安传》引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但所谓怪迂变化之义与此不同。一方面当如《史记·孟荀传》所谓“其语闳大不经”、“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即因其说怪诞宏侈，有耸动世主时君的效应。如其大九州说超出世人的知识想象，必被人指为怪迂。另一方面所谓怪迂变化，应指邹衍具有可能下启汉儒天变灾异说那样的思想端绪，而此又可由其天人感应说引伸而出，如上所言“机祥度制”、“符应若兹”及“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等皆可为证。汉儒认为天变灾异是阴阳错行、五行紊乱所致，《汉书·五行志》所载大量此类例证。如谓：“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又：“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倡，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此二例所言“变怪”与“化”，皆由阴阳失常、五行失性所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必包含此类与汉儒灾异说相通的怪迂变化之论，只是记载有缺，已难详考。据现有记载推断，邹衍思想应受到《周易》极深的影响。如《周易》多论阴阳变化，邹衍怪迂变化之术或许乃由之引伸而出，而且从相关记载中也可看到这种迹象。《史记·孟荀传》谓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所谓“阴阳消息”乃《周易》主旨之一。阴阳固不必说，至于消息，如《剥·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丰·彖》：“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又如：“终始”，前文已指出其与阴阳概念在意义上的含容相通，《易传》中亦屡见之，如《乾·彖》：“大明终始”，《蛊·彖》：“终则有始，天行也。”《说卦》：“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系辞》：“《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据以上各条可断言：“终始”原本为《周易}体系中的重要思想概念。所以从上引《史记》所言：“深观阴阳消息”诸语可以推断，邹衍必谙熟《周易》，因而其思想受《周易》影响应属无疑。邹衍与《周易》的关系如此，加之他又是阴阳五行说的倡大者，故汉代阴阳家《易》说的传承②，至少可以上溯至邹衍。其次，参考前文所论，汉人阴阳五行、天变灾异之学也应从邹衍受到启发影响。最后，正如我所指出的，《周易》思想体系虽以阴阳观念为本，但其中已可发现五行因素的若干影子”，到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体系、中，《周易》阴阳与《洪范》五行的联系已成不争的事实，且已融贯为一体，汉儒沿其绪发展，于是依托《周易》、《洪范》及《春秋》为经典根据，构造其阴阳五行天人之学。总之可以认为，邹衍实为阴阳五行说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汉书·五行志》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即推尊董仲舒为汉代阴阳五行之学的创阅者。其实不然。汉初经学以齐、鲁为两大宗各衍其绪，董仲舒源出齐学。马宗霍曾论齐学、鲁学异同，认为齐学尚恢奇，喜谈天人之理，并上溯其绪至战国邹衍④*。所言甚是，且所论齐学特征与本文所论邹衍之学相合。据《史记·孟荀传》所载，战国齐有三邹子，其中以邹衍、邹爽最为重要，人称“谈天衍，雕龙爽”。其中又以邹衍阴阳五行之学于齐学开启实多，当时如邹爽“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秦汉之际，燕齐方士亦多传邹衍之学，一时颇盛，乃至汉初犹沿其风。董仲舒就是在此学术背景下，开创汉代《春99秋》灾异之学，如《史记·儒林传》谓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著灾异之记”。但若溯董仲舒思想学术源源，则不得不上探邹衍。至于邹衍，关于其本身的学术思想，及其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过程中的前后继承渊源关系，犹有待究微阐幽之处。但仅就上文所论，已足令人感到邹衍关于秦汉之际学术演变递迪关系之大。本文所论冀能于此有补于万一，更主要的是借此能引起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更大注意，于初衷已足。注释：①葛志毅《孟子学统与战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4②葛志毅《〈周易〉阴阳与〈洪范〉五行》，待刊。③同②。④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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