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在中国----梁鸿

　　梁庄在中国
　　梁鸿
　　第一章 梁庄依旧
　　军 哥
　　二○一一年的夏天，穰县持续暴雨。湍水又涨了。
　　暴雨之中，浊浪滚滚的湍水把连接南城和北城的两座石桥冲得摇摇欲坠。有好几天时间，河水漫过石桥，树也终于抵挡不住洪水的力量，纷纷倒在了河中。大水过后，石桥重又露出水面，石基已经有些动摇，护栏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一辆农用车在过桥的时候掉了下去，车毁人亡。政府在桥边立了一个鲜红的牌子：禁止车辆来往。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又一具尸体挂在桥边不远处那裸露的交错的树根中。尸体被捞了上来，特征如下：
　　男性，五十到五十五岁，枯瘦，头发、胡须皆长至颈部，嘴巴塞满泥沙，牙齿全无，腿部溃烂。
　　死者被拍了照，照片贴在各乡镇派出所的广告栏处。很快，有人传回信儿来，那死者好像是梁庄的梁军。梁军，和我同辈，他们兄弟三个，大哥是梁兴，他是老二，老三已记不起名字，是一名惯偷，常年坐监狱。兄弟三人都是单身汉。他们的姐姐接到信儿，赶紧往派出所跑。看到照片，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跟随而来的兴哥却沉着脸，一言不发，拨开同去的村人，一个人先回家了。随后，派出所让他们去城里停尸处认尸，兴哥死活不去。任谁劝说，只是坐在梁庄小学他那间借来的房子里，抽着纸烟，抓着他那花白头发，一动不动。
　　兴哥不去，尸体就无法确认。毕竟，他是最直系的亲属。况且，经过河水的浸泡，那尸体确实具有模糊性。他们的姐姐偷偷去城里认尸，哭了一场，因为弟弟不认，也不敢擅自确认。更何况，真的确认下来，火化还要花钱。最后，民政局出资火化了尸体，以“无名尸”结案。
　　关于梁军如何淹死，梁庄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是饿昏了，栽到了河里。二○○八年我最后一次在田埂上见到军哥时，他已经是流浪汉，靠捡垃圾为生。在和我对视的时候，他陌生的、惶恐的和躲避的眼神曾让我颇为迷惑。也许是天生愚笨，他捡到的东西并不多，也卖不到什么钱，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人看见他，大家并不在意。也有人说，可能是去河边捞东西吃，淹死的。还有人说是晚上睡在堤岸上，被冲下去的。
　　至于兴哥为什么不去认，大家的看法倒非常一致。一旦认了，军哥就要被销户。作为户主的兴哥，要遭受两重的损失：第一，军哥的低保不能再向国家要了;第二，军哥的地他也不能种了，一亩地呢。现在，军哥虽然不见人影，但也没有人能证明他死亡，国家就不能随便销户，兴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种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了。
　　我回梁庄的时候，军哥的尸体刚刚火化，关于这件事的闲言碎语正在村庄秘密流传。梁庄人对兴哥的行为很是看不惯，有责备之意，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价。是兴哥太穷了?他，和军哥在村庄都太微不足道了?抑或是他那未老先衰的花白头发，他孤苦一人的生活让梁庄人的同情大于批判?不管怎样，这仍然是本地新闻里的重要事件。梁庄人一边重复着说了多遍的观点，一边摇晃着脑袋，表示着不可思议。
　　在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兴哥拒认军哥只是梁庄的小闲话，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闲话。小闲话只是个引子，是戏剧里的丑角，是一部小说的过渡，是草蛇灰线，最后拉扯出来的才是真正的目标和指向。
　　建昆婶小儿子红伟的房子就盖在梁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是进出梁庄的主要通道。红伟前几年从深圳回来，盖了房子，又贷款买了一辆货车，搞起了运输。红伟好客，村里人，或是邻村去吴镇赶集的熟人，回来的时候都会到他家坐下喝会儿茶，说会儿闲话。也因此，以他家为中心，辐射周边几家，成了梁庄新闻传播中心。
　　我回村庄的时候，一群人正坐在红伟家的大门口，两个小桌子，一桌在打牌，另一桌在喝茶，七八个小孩子各自一堆儿散落在周边的沙堆旁玩耍。红伟在他那辆大货车下，叮叮当当地修补。
　　初看到我，大家仍然是一脸的愣怔，好一会儿，才夸张地和我打招呼。在接触到他们眼神的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对我还是陌生的，就好像我不是梁庄的闺女，好像我从来不曾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过交叉。
　　或许，事实也是如此。二○○八年和二○○九年那几个月的村庄生活，即使在我，也很遥远且模糊了。对于梁庄的乡亲们而言，那几个月甚至连涟漪都没有泛起，因为这样的来来去去太多了，都是自管自地来了又走，走了再来。
　　一刹那的陌生之后，我这些哥、叔、婶、嫂、爷们的表情马上变得丰富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和我开起玩笑来。人群逐渐围拢过来，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嫂子、婶子、奶奶，看着我，不断地感叹，又一次提到我早已去世的母亲，慨叹“麦女儿”人有多好，如果活着该多有福气。麦女儿，我母亲的名字，她那一辈的梁庄人都这样叫她。
　　红伟家左边斜对面，旧公路的另一边，是已去世的光河的大房子。院子一角的刺梅、月季、大丽花，在夏雨的不断浇灌下，正肆意开放，繁密的花朵把枝条压得向四面八方伸展。大门上贴着黄颜色的对联：
　　迎新春倍思亲人
　　贺佳节缅怀前辈
　　横批：
　　德高望重
　　光河是绝食而死的。在死前的两个月，他就拒绝进食。他每天斜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口，眼神空茫，没有焦点。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一直这样一个姿势，直到虚弱得不能动弹。光河的老婆花婶把一个吸管插到光河的鼻孔里，每天用针管往里面注入流食。只有此时，光河才把头转过来，绝望地看着花婶，他拒绝吞咽，可是，吸管直接进入他的胃里，他无力抗拒。梁庄人都说，他是在等着他惨遭车祸死去的那一儿一女来接他。这座用赔偿钱盖起来的大房子，是他宝贝女儿和儿子的象征。他每天躺在儿子和女儿的心脏里，悲伤地怀念他们。据说最后半个月，他忽然又想活了，拼命地吃东西，每天乞求花婶给他弄东西吃。他吃完就吐，吐完再吃，吃完又吐，最后，还是死了。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河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花婶也在门口站着。她仍然笑笑的，只是笑容有些勉强和凄凉，说话的底气也没有原来那么足了。她特意站在花丛前让我照相，笑盈盈的。透过镜头，那笑容有一种涣散了的深深的空洞，还有些许一闪而过的羞愧和心虚。她这样活着，似乎太过强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丈夫都活死了，自己还活着。
　　清立过来了，他的头发呈蜂窝状和铁锈色，衣衫破烂肮脏，那把不离身的刀不见了。看到我，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黑洞一样的嘴巴，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去年冬天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弟弟发生了冲突，弟弟照着他的脸一拳过去，就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嘴巴朝我动了动，似乎喊了一声“姑”，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那七八个玩耍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两三岁的样子，追着清立，用小手划过自己的脸，羞清立，一边唱着喊：“清立不要脸，清立不要脸。”以后一段时间，我在村里走，和别人聊天，在沟渠，在村头的小房子那里，都会不期然遇到他。他就像一个幽灵，在梁庄到处闪现。他远远站在人群的外圈，满含期待地看着大家，但是，一旦我把眼神转向他，他马上躲避开去。
　　这将是另外一个军哥。没有人朝他看一眼，没有人在意他，甚至，根本没有人看到他。奇怪的是，他的脸又有一种平和，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紧张。已经沦为乞丐的清立，嵌在梁庄的内部，被人遗弃，却又平和地生活。他的神情是安然的、平静的。梁庄，对于清立已然处于混沌状态的生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傍晚五点多的时候，几辆三轮车从镇上方向往村庄这边来。最前面的是我一个堂哥的老婆，我们都叫她凤嫂。车里面坐着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看到我在路边站着，凤嫂从三轮车上跳了下来，上下打量，嘴里啧啧感叹着。凤嫂，在年轻时候就已经苍老，头发枯黄，脸盘宽大扁平，不修边幅，整天都在忙碌干活，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她穿过干净、整齐的衣服。现在，也未见更老，只是个头矮了好多。车上坐着的是她的三个孙子。他们刚从镇上幼儿园回来。凤嫂的车极脏，这是她的卖菜车，泥块、土堆、沙粒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坐在这灰堆里，惊奇地望着我。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瘦的老太太。三轮车里坐两个孩子，一个大点儿的孩子坐在车挡的平板上，孩子的体格已经是成年人的形态了。这两个孩子把车塞得满满的，显得骑车的老太太格外孱弱。她看到我，停了下来，惊喜地抓住我的手，张着嘴，出来的却是嘶哑、含混的声音。我诧异地望着她，这是建昆婶。
　　二○○八年还在为老母亲被强奸杀害一事风风火火到处告状的建昆婶，两年之间，竟然衰老成这个样子。而她的声音是怎么了?建昆婶比比画画，指着脖颈下面长长的伤疤让我看，二嫂在旁边加以解释。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建昆婶去年得了食道癌，在穰县做完手术之后，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她拉着我的手，急切地说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会儿就含满了泪水。我知道，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我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上。我知道，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①。
　　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着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每天午休、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有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②。
　　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一千七百五十元，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也不出，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就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沾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车、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沾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于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所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到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到兴哥的一件不光彩的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形容)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销大了，一人地两人吃，当然不够，他需要弟弟这一亩地。现在，他更不能放弃这一亩地，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就占住了军哥的地。政策已经确定下来，梁庄占地，按一亩一年一千七百五十元的标准赔偿农户。一亩一千七百五十元，不用种地，不用担心旱涝歉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军哥不能死，兴哥也不能认。
　　南水北调占梁庄多少土地，由国家丈量，占多少赔多少，每户农民都设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里，防止截流。这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占地面积是整体测量的，按整体面积赔偿，而梁庄分到村民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路，沟，渠，角角落落，属于村庄的公共空间，没有分给具体哪一位村民。这样，当土地被整体测量使用时，就会多出来一些面积。已经有人做出了大致估算，这部分公共面积估计有五十亩，一亩地一千七百五十元，那就是八万余元。这八万余元归谁所有?
　　此后的十几天时间，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无论谈论的是任何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这件事上。首先是怀疑，对一亩地一千七百五十元能否顺利到手非常质疑，进而愤怒地说到多出的公共面积和多出的钱。其实到底多出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彼此算出的面积差距也很大。话题由此展开，说到村庄里的其他事情。
　　离开梁庄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沿着梁庄的新公路，走过两边密集的新房子，走过梁庄小学，走过老煤场，走过王家胜娃的石灰砖厂，再走过一大片绵延的绿色烟叶地，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伸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但是，在村庄内部，连续的暴雨肆虐地冲刷着房屋、地基、路、树木、杂草和庄稼，一切都处于无序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内部道路的损坏和混乱。新房在不断地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从公路进梁庄的主路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已经被两旁的杂草完全遮蔽。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所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
　　老支书兴隆家的院子半边已经坍塌，看到我路过，坐在院中树下乘凉的老支书站了起来，大眼一瞪，喊我：“小清过来坐啊。”旁边的大奶奶扶着拐杖，也艰难地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她的嘴巴嚅动着，呜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整个眼神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她老年养活的孙女孙娃死了，她青年时期养活的大儿子光河也死了，她还活着。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我急急地逃跑了。老支书仍然声如洪钟，在我的身后喊着：“再来玩啊。”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悬在坑塘的边沿上。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起他的拖拉机是怎么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的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俩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的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二分之一)，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他们不愿意回来，每次回来代价太大。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在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过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二○○八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二○○九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则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去那儿干啥?打个工，还能住啥样吃啥样?”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族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似乎他们认定在外打工的梁庄人整个心还在梁庄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会饶有兴趣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特别陌生的、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也因此，他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亲人在外打工的状况，即使谈起来，也非常模糊。
　　关于村庄里出去的一些女孩子，我听到了很多闲话。一贯高声大调的梁庄人在谈起她们时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放低许多，暧昧而不屑。在红伟家里，我碰到万生，他先是在吴镇开饭馆，生意非常好，却因欠账太多，难以为继，就关了饭馆到西安，在那里的城中村卖河南烩面，结果还是开不下去。据说是他老婆太不会事儿，得罪了去吃饭的老乡。我问万生要他两个妹妹玉英和玉花的电话，他却支支吾吾。周围的人也满含暧昧。在经过一段铺垫之后，这些女孩子的故事才慢慢地在闲话中、在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的争执中浮现出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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