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听《大国民》

大国民
演唱：郑智化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郑智化









等加贼年
等加贼冬
嘛系要等
等等等等
伟大的工程要建三百年
区区的小事 六年国建
小小的岛国 肮脏的台北
贪官污吏 一手遮天
美丽的谎言 说过多少遍
说来说去 从来没实现
宣传的口号 说大家都有钱
贫富的差距 假装没看见
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
礼义廉耻没有钞票重要
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嗨嗬嗨嗬嗨嗬嗨嗬嗨嗬嗨嗬
大家辛苦啦

郑智化没有因为这首歌坐牢。
《大国民》这首歌讲的其实是当时的台湾所面临的困境，这首歌之所以能面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台湾的解严。解严使郑智化获得了用流行歌曲来关注现实政治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并没有太多人来享用，这就是郑智化与一般商业歌手的不同)，郑智化一贯是关注现实的，而政治，亦现实之一种。此时，郑智化在《大国民》里表达了他对台湾的一些思考与失望。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即众人之事。第一、伴随着解严，台湾进入多元化社会，政治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的中心，反而渐渐有边缘化趋向。郑智化用私房歌三字来表达并伸张这一权利；第二、郑智化自知关注现实政治的歌曲难以在大众文化领域内立足，故以私房歌三字自嘲；第三、郑智化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写作，郑智化或许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

《大国民》其措辞之激烈，揭露之直白，批判之尖锐，甚至可以和鲁迅先生当年的杂文《“友邦惊诧”论》相提并论。如“小小的岛国/肮脏的台北/贪官污吏一手遮 天/美丽的谎言说过多少遍/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礼仪廉耻没有钞票重要/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我不敢说郑智化有鲁迅那样的才华和思想，但应该说有鲁迅那样的胆识。歌词中所批判的是针针见血，切中要害，表达了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对当年台湾的丑恶政治的深恶痛绝之情。这算得上是一篇优秀的杂文。

台湾（Taiwan）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对，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1]  总面积约3.6万平方千米，包括台湾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64个岛屿。台湾岛面积35882.6258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岛，[2]  7成为山地与丘陵，平原主要集中于西部沿海，地形海拔变化大。由于地处热带及亚热带气候之交界，自然景观与生态资源丰富。人口约2350万，逾7成集中于西部5大都会区，其中以首要都市台北为中心的台北都会区最大。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原住民族（高山族）在17世纪汉族移入前即已在此定居；自明末清初始有较显著之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人民移垦，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南宋澎湖属福建路；[4]  元、明在澎湖设巡检司；[5-6]  明末被荷兰和西班牙侵占；[7-8]  1662年郑成功收复；[9]  清代1684年置台湾府，属福建省，[10]  1885年建省；[11-12]  1895年清政府以《马关条约》割让与日本；[1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复；[14]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海峡两岸分治至今。[15]
台湾自1960年代起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缔造了举世瞩目的台湾经济奇迹，[16]  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于199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17-19]  台湾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半导体、IT、通讯、电子精密制造等领域全球领先。
台湾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原住民族的南岛文化亦有影响，[22]  近现代又融合日本和欧美文化，呈现多元风貌。

陈宝生，男，汉族，1956年5月生，甘肃兰州人，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政治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副研究员。
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教育部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领导小组组长。

1974.05——1975.12，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公社插队知青；
1975.12——1978.09，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邮电局机线员；
1978.09——1982.0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08——1983.11，甘肃省商业厅组技处干事；
1983.11——1985.01，甘肃省商业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5.01——1986.09，甘肃省委经济部办公室副主任；
1986.09——1988.11，甘肃省委经济部调研处处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8.11——1989.08，甘肃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9.08——1991.06，甘肃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地级政策研究员；
1991.06——1994.04，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4.04——1996.11，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1996.11——1999.01，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1999.01——2002.04，甘肃省酒泉地委书记；
2002.04——2003.12，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2003.12——2004.11，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省社科联主席；
2004.11——2005.03，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兼省社科联主席；
2005.03——2005.08，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省社科联主席（其间：2002.09—2005.07，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
2005.08——2007.02，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02——2008.06，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
2008.06——2013.03，中央党校副校长；
2013.03——2016.06，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正部长级）；
2016.06——2016.07，教育部党组书记；
2016.07——2017.11，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2017.11——，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教育部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领导小组组长。[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3-4]
中共第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5]  甘肃省第十届省委委员。[6]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

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1]  。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

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2]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蔡元培
蔡元培(12张)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3-4]
1879年，光绪五年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1898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即为首任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杭州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3-4]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3-4]
1912年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2年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3-4]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
蔡元培
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3-4]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3-4]
蔡元培 北大校长
蔡元培 北大校长(4张)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5]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1920年年底，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6]
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
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出的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4月2日，蔡元培再次担任主席，蔡元培再次附和吴稚晖关于弹劾共产党的文告，并拿出了《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最初两年内，蔡元培在政治上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支持“清共”[7-9]  。
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清党的实施过程中，他不支持滥杀，而是希望将这种政治上的弹压行动纳入比较规范的法治范围，即同意清党但反对杀人[10-11]  。在清党的初期，蔡元培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的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在清党中必须执行三条原则[12-14]  ，而且出面营救过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15]  。为劝阻南京国民党当局滥杀行为，蔡元培曾专门撰文劝告国民党当局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16]  。
之后一段时期，蔡元培把精力主要放在组建中央研究院上，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开始专注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并相继辞去了其他职务[11]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7-18]  。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19]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逝世后，国内各主要党派和团体以及要人名流纷纷致电吊唁[3-4]  。

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20]
蔡元培认为：教育之于社会，有二大基本功能：一在引领，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二在服务，“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或者“就是学生或教育一方面讲学问，一方面效力社会”。[21]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画像
蔡元培画像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20]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22]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2]

【乡约教育|乡约名人】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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