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59年“信阳事件”中的家乡(转载)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该贴已经同步到 admin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