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中国与欧洲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与西部，不同的地理环境、发展机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但是，自16、17世纪以来，西欧的资本主义体系以日渐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向全球扩张，并终于在1840年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从此，在西方文化所彰显的巨大力量面前，一代代中国人开始了对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思索和抉择。100多年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关乎中西文化精神的几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人民在大致相当于现代中国的地域内、自夏商周时代以来至现代所创造、发展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吸收了希伯来文化成分，从近代以来在西欧和北美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我们所说的“文化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通过其思想学说、文学艺术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等。 第一节  中西自然观比较 人生天地之间，必然要与自然界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各种文化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中西文化而言，二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这两种文化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发展趋势却迥然有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以天人关系的命题表述出来的。“天”是指外在于人类的客观世界，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大自然”。“人”则是指人类或人类社会。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是“天人合一”式的，即中国文化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主张在认识和体验人与自然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中因其自然、顺其自然地生存。而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则是“主客二分”式的。西方文化虽然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它认为自人类出现之后，人就与自然分为两橛。因此西方文化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界看成是客体。主张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规律来改造、征服自然。 一、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式的自然观 中华文明发源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这里地处温带，土壤肥沃，雨水充沛，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阶段，农民世世代代“靠天吃饭”，对大自然有依赖、亲近之感。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曾提出过诸如“天人相分”、“天人相胜”等学说，主张征服自然、制御自然，但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主导与核心地位的一直是“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观最早源于《周易》的天人协调说，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到宋代张载、程颢、程颐等人那里达到成熟。“天人合一”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人生于天地之间，是自然的一部分。《周易·序卦》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这就从天地万物生长的时序上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后来许多思想家据此出发，主张“天地万物一体”的观点。 第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是自然规律的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认为，天道与人道一致。如程颢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是一道也，才通其一，其余皆通。”而为人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掌握这个自然规律以制御自然，而是体认这个自然规律以达到伦理自觉。这样，“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主要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客体，而是一个与“我”本质同源、向“我”提供道德示范的榜样。《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是说天体运行变动不居，“健”含有积极主动、奋发图强之意，人类应该效法天，积极进取，依靠自己的不断发奋图强来实现自己的主观目的。 第三，人类的最佳最美的境界是天人和谐。《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就表现了人类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过程和乐趣。《豳风·七月》通过对不同时节劳动场面的歌咏，表现出中华先民从劳动中感受到的自然的流转生机以及人的性情与自然性情相互交融的和谐美感。《论语·先进》记载，一日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前几位弟子都以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为志，孔子未予赞许，最后一位弟子以春日与朋友结伴出游为人生志向，却获得了孔子的赞许。人与自然相依相傍、和谐共存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生活。 二、西方“主客二分”式的自然观 西方的自然观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明诞生于东地中海一带的岛屿和岸边，那里多石少土，土地贫瘠，植被不丰，大自然没能给人提供丰富的农耕条件。希腊人多以采矿、捕鱼、经商为业，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求发展。大自然对古希腊人来说是一个外在的、异我的存在，这激起了古希腊人对自然的浓厚的研究兴趣。许多学者认为，希腊精神就是从“惊奇”出发，进而扩展到要对自然加以确定的认识。古希腊人们热衷于探究宇宙的本源，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之源，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古希腊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甚至提出了原子与虚空的理论，对物质结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已很接近近代科学的原子论观点。可以说，“爱智”是古希腊的传统，“智者”以探求知识、传授知识为职志。古希腊人由此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科学成就。 进入中世纪后，“上帝”占领整个欧洲，基督教神学取代了希腊哲学。基督教认为，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要求人们对上帝绝对服从，而一切对自然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对造物主的不恭，都在被严格禁止之列。应当说，基督教的创世说是对古希腊传统自然观的否定。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基督教神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希腊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再度复苏，研究自然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产生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开辟了崭新的视野，自然界在人们眼中有了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英国人培根提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战胜对方，而是为了能够在行动中自由地支配自然。与培根主张相同的还有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歌德。笛卡尔说，可以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借助于它，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水、火、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并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可见，近代西方自然观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古希腊认识自然的观点。但这不是简单地的回复，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的上升近代机械论的自然观由此建立起来。机械论自然观强调人类可以利用对自然的知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 近代西方对自然采取征服者的态度，还与文艺复兴以后人类思维逐渐由人道主义扩张为人类中心主义有关。人类中心主义包含两个信念：其一是认为人类在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原则上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便是人类理性至上论和自然科学万能论；其二是实践方面的信念，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足和感官愉悦乃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把人类对享乐的追求强化到唯一合理的地步，这便是庸俗享乐主义的信念。在这两大信念的支配下，人们相信愈能征服自然便愈能过得舒适，从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盘剥式的开采，对自然生态肆无忌惮地破坏。 西方主客二分式的自然观，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自然的无限制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质量。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刺激了人追求享受的强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精神空虚、思想堕落等社会问题。 第二节  中西价值取向比较 由个人而生民族法制，由家族而生道德人情。与西方文化不同 ，“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整体主义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家族和群体是社会价值的主体，是产生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个体作为整体的一个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价值，个体只有满足家族群体的要求，实现家族群体的利益时，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 与中国相反，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构成西方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和立足点。西方文化认为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个人是本位，或者说个人是始点、核心和目的，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作为西方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贯穿于西方价值体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质。 一、中国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整体主义贯穿于中国价值体系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华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希腊人是在进行工商贸易、海外移民等生产活动中，渐渐地走出原来的血缘氏族集团，进入地缘城邦社会的。中华民族在稳定的农业生产中没有经历血缘纽带的充分崩溃，氏族制度解体后，随即进入由氏族转化来的聚族而居的农村乡社，且世世代代得以保留。从那时直至近现代，这种聚族而居的农村乡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任何一个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家族－村社”的血缘链条中成长以来的。英国人裘斯顿（Johnston）说：“要了解中国这奇异的安定及长久不坠的社会制度，没有比这个事实更重要了，即社会与政治的单元是同一的，而此一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就是一张血缘之网。在这个大网中，个人只是一个网结，一个只能守其位，不能越其节的符号。所以，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中，对个体来说，重要的不是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而是自己作为特定角色所对应的义务和权利；对整体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每个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而是如何保证整体的繁荣昌盛和历久不衰。个人的个性、尊严和愿望在家族整体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明晰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楼梦》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玉，不仅主宰不了自己的婚姻，甚至主宰不了一个丫环的去留。 从这种家族的、整体的利益出发，伦理道德在传统中国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从孔孟提出“仁义礼智”到程朱号召“存理灭欲”，整个传统中国的思想家们最重视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使个体不敢、不能、不愿起来挑战整体的利益。在这些传统思想家的一致努力下，孝、忠等道德规范成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二、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强调在整体与个人的关系中，个人是本位，整体因个人而产生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组成整体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整体本身的兴衰存亡，而是为了维护和保证个体的合理权益。整体只有在能够保护组成这个整体的个人的合理权益的时候，才有存在的意义。因而，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在氏族纽带解体，社会组织关系由血缘关系转向地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血缘联系极为淡薄的、共同居住于一地的人们当中，个体的要求和愿望成为唯一的合理的尺度。早在希腊文化时期，西方智者就提出了尊重个人权利的主张。如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在希腊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中说道：“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苏格拉底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提出“照顾自己的心灵”、“认识自己”等口号，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希腊罗马衰亡以后，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一度中绝，但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和肯定了“人”，提出了个性自由和平等的要求。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把通过思维而证明个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的基石，并肯定了意志的决对自由。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市民社会大踏步地走向成熟，个人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认为，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只要他有理性，他就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现代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提倡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尼采的“酒神精神”表达的就是个人本能的高度解放。法国存在主义代表沙特认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人类负责等，因为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从个人主义出发，民主、法制观念在西方十分突出。民主是个人平等自由权力实现的保障，法制则是调节平等主体间的权力义务关系的凭借。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平等权力，每个个体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参与集体管理的权力，都有表达和实践自己政治观点和立场的自由，这就是民主意识。概括地说，近代形成的西方民主理论体系主要由三条相互联系的原理构成，即天赋人权、契约理论和人民主权。人生而拥有平等权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转让权利于执政者，委托他们执政，而国家和社会的主权仍然在人民手里，如果执政者滥用权力，危及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从执政者手中收回转让的权利，重新组织政府。同样，每个个人在经济及社会生活中享有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法律用以公正地调节这些平等主体间的关系，使每个人在保障自己权利的同时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群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因而伦理道德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社会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因而民族法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规律性的一种间接、概括的反映。人们通过思维来认识自然和社会，并根据这些认识选择作出相应的行为。德国人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要把握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必须对中西思维方式进行一定的体察。 一、注重“整体体悟”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相对于西方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有机整体的对象模式，二是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 有机整体的对象模式。中国人习惯于把对象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内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传统的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的，但这五种元素并不是相互独立地构成事物，而是依据一定的原理，相生相克，共同组合大千世界。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顺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表明，传统中国人认为对象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且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着。在五行中，任何两行之间，总有相生或相克的关系，因此，总是不平衡和处于运动之中的。每一行既生他又被生，既克他又被克，所以从总体上看，由五行构成的整体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但这种平衡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运动中的平衡。传统的八卦学说也认为，世界万物分别与八种自然事物或现象相连，八卦之间相互联结，牵一发而动全局。五行八卦思想植根于每个传统中国人的内心，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如春秋时期老子认为，贵贱、强弱、福祸、刚柔等对立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的思想，既是中华先民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的反映，又反过来深远地影响着华夏后人的思维习惯。儒家奠基人孔子的思想也充满了有机、辩证的色彩，“君子”应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的身体各部位、五脏六腑都是相互联系的，治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通身调理、辩证施治。眼病可能反映了肾的毛病，而焦躁不安则可能肝火太盛造成的。 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所谓直觉体悟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依靠直觉和顿悟来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与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迥然不同。直觉体悟的方法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直接性和非逻辑性。中国哲学的主干是以儒家为主的儒、道、佛合流。无论是儒家的孔孟之道，还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大旨都是通过一系列含义模糊的、格言式的修身养性理论来指导人们体认世间最高的“道”或“理”，并认为人们体认了这些，就达到了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孔子的仁礼之学、忠恕之道，无非是主张人们至仁、守礼、将心比心，善解人意。认为只要达到这种地步，就可悟到事物的真谛，从而“致知”、“达智”。孔子之后，儒家后学遵循的也都是“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路数，“尽心、知性、知天”就是要“极其心之全体”、“反观心性”、“自诚明”，也就是要用直觉体悟的方法达到对天理的体认。老子提出“致虚极，宁静笃”，要人们加强身心修养，保持内心安宁，不受任何情感欲望的影响，在静观中认识事物的真象，从而见道、得道、体道。庄子则提出了“心斋”、“坐忘”等把握体验人间至道方法。所谓“心斋”就是保持心的虚静，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才能产生直觉，直接与“道”契合。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即摒去心官知觉，排除理智推理，物我两忘，与道同体。从孔孟讲仁道到老庄论天道，都表现了一种靠悟性而获得智慧的直觉主义倾向。这种直觉顿悟的思维方法经魏晋玄学，发展到唐代禅宗，更进了一步。禅宗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直觉体悟的思想，并把它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把直觉思维推到了极致。 二、擅长“个体分析”的西方思维方式 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把对象世界看作是有无数同质元素组成的机械客体，而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方法主要是理性的逻辑分析。 机械个体的对象模式。与中国人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西方人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一个由无数独立的个体组成机械的存在。最早对自然作哲学思考的西方人是活动于古希腊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三位哲学家。他们一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单一的物质性本原构成的。泰勒斯认为这个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定”（一种虚拟物质），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他们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是物质性本原“浓聚”或“稀散”的结果。后来，另一位伊奥尼亚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发展了米利都派的学说，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火”，火依据“道”（logos，有规律、理性、尺度等含义）化生万物。而“道”是本原火所固有的属性，火按照它自身的“道”燃烧、熄灭，生成万物。而由火产生的一切事物都必然普遍地遵循“道”。在这里，赫拉克利特不仅把宇宙看作是由一种单一物质组成的机械客体，而且认为宇宙的生成以及宇宙间的万物都遵循一种特定的规律。早期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对后世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思维模式明显地向着机械论的方向发展，以机器的模型去理解整个宇宙以及宇宙间的万物，把物质看作世界的本原，认为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的运动是由外部力量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些运动服从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各个部分运动的总和就构成整体，就如机器的零部件构成机器一样。甚至动物和人的身体也是机器，只不过比一般的机器更复杂、精密而已。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西医的眼里，病人就是一架某个零部件出了问题的机器，他要做的工作是修理这个部件，或者干脆换掉这个部件。 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 既然世界是一架有各种零部件组成的、按照一定规律运转的机器，认识和驾驭自然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架机器，掌握它的内部规律。西方人酷好逻辑分析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与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中国古人不同，古希腊人生活在海陆交错、土地贫瘠的希腊半岛。艰难的谋生方式逼迫他们自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进行观察分析、深入认识。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数量关系是自然界事物的一种必然联系，研究事物就要找出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此外，与追求数量精确相联系，古希腊人还十分注重逻辑的严谨性和抽象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及“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一系列哲学科学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古希腊人这种讲求数量的传统，以及其思维的条理性、表述的清晰性、体系的严谨性，为后世西方人逻辑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漫长的中世纪，大量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遭到摧毁。幸运的是，基督教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保留和加强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数学唯理主义和机械主义传统。到了中世纪后期，这种注重逻辑分析的思维传统，又从为上帝服转回到对自然本身的观察认识之中，并由此直接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逻辑分析思维在认识世界时，是把整个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部分，然后对其中的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把事物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分离、独立出来，从孤立静止的角度加以认识的方法，其优点是把原先隐没在整体中的重要细节找出来，透过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其缺点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孤立、静止的个体的同时，也就割断了事物之间的联系。 中西方思维方式各有利弊。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体悟性特征让人们避免了向细节化、形式化、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但却使中国传统思维缺乏严密的逻辑系统，学术思想长期停留在经验性的水平之上，始终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造成了中国自然科学技术长期处于停滞性的发展状态。西方传统思维借助于具有确定含义的文字进行抽象逻辑思维，善于从经验中抽象出公理，形成形式逻辑和定理，有助于精确地认识和表达对自然的认识，这为科学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往往为了认识事物的特征，把局部抽象放大，片面地加以定义、定量分析，由此造成了整体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功能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