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诛 杀 功 臣--(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二）

	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帮，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帮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帮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帮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刘帮于【****】前二Ｏ二年得天下，韩信于【****】前二Ｏ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刘帮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帮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帮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帮的行为简止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帮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就算他们念在和刘帮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帮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帮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帮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帮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帮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帮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帮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帮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著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付谁？”文仲除了【****】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帮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    一三八Ｏ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殊连九族。这两次大**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关于朱元璋疯狂**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庭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拨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文臣武将和草民百姓也许还相信“谋反”确有其事，只有朱元璋心里最明白事情的**。稍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胡惟庸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谋杀朱元璋”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是九五至尊有意识这样宣传，臣民也就不敢不相信。这些“诬以谋反”的冤案，在**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要想那些赤胆忠心的臣子“承认”阴谋杀害皇帝，只有发明和动用连钢筋铁骨的汉子也承受不了的酷刑，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施以难以想象的**。那些无辜的功臣连灭三族的谋反罪名都供认不讳，可以想象动用的刑罚野蛮残酷到什么程度。朱元璋的功臣在临死前还要承受这样的刑罚，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悲剧是何等地深重。    朱元璋无止境地**，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仅此现象不一定非进行无止境的**不可。刘帮和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平民出身的帝王，朱元璋面临的形势和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帮的情形相同，皇太子刘盈也是一个懦弱好心肠的男人，但刘帮只对拥有广大土地和强大私家军队的少数将领动刀，象萧何张良之类的文官则安全得很。朱元璋的宰相胡惟庸也是文官，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手中又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我不知道他何以要“谋反”，他拿什么去“谋反”，“谋反”成功后他又向何处去？也就是说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的内在动力，连万分之一的动力也没有。可朱元璋怔怔有词地说他“谋反”，并因此诛杀了两万多人。七世纪“大周”王朝的缔造者武则天的处境比朱元璋要严重百倍，因为唐王朝的元老旧臣没有一个赞成一个女人断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儒家学派的士大夫也无不拒绝一个改姓乱统的女皇帝，但武则天也只对唐朝旧臣给予个别打击。退一步讲，就算胡惟庸日后有可能成为对皇太子不利的强臣，朱元璋也没有必要一下子**两万多人，因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会附合胡惟庸的“狼子野心”。朱元璋在和平时期前后**了四万多文臣武将，对他的朋友和他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得要死又仇恨得要命，既想拚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蔺。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转而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象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他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余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上面提到过的刘帮既是市井流氓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帮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帮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帮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刘帮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物，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贫民和没有文化感到困扰；可朱元璋一直深以自己的贫民身份为耻，深怕别人还记得他曾经是个孤儿和小和尚，妄图利用上流社会的鲜血来强迫人们忘掉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无止境的**对朱元璋的形象和明王朝的江山无任何补益，相反只能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心胸极度狭隘的人物。胸怀狭小和自卑心理相结合，就构成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顽劣的可怕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短视、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要满足这些嗜好只有不停地**，尢其是**体面人物来制造无休止的人间惨剧。    勾践和朱元璋**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作乱。这是一个荒谬透顶的逻辑，但这个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在和平年代逐渐演变为领导干部应该排挤和压制那些有能力的下属，否则有才能的下属就会干出不利于领导干部的事，而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反而是最安全对领导最忠诚应该被委以重任的......    诚然，那些位高权重的功臣在和平时期对**和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他们多半是乱世英雄，在逆境时能够不顾生死，吃苦耐劳，为开邦立国冲锋陷阵；在顺境时则缺乏自制力和远见卓识，容易居功自傲，仗势欺人，或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野心膨胀，拥兵自重或举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功臣的正面影响：他们不但是创立国家的谋臣勇将，也是和平时期稳定国家的磐石，是新建王朝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皇帝怎么运用和驾驭他们。历史上有少数胸襟开阔才能超人的帝王，不但没有**功臣，相反在天下大定之后继续发挥功臣的优势，利用他们的勇力为国家开疆拓土，大力扩充帝国的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奠定唐帝国江山的功臣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靖等草莽英雄；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臣策士，还有魏征等效忠于李建成集团，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的智囊武夫。李世民不但没有**他们，相反在战争平息之后继续委以重任，利用他们的才智来建设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些功臣并没有象人们担心的那样作威作福或**发痒，而是竭力尽忠鞠躬尽瘁，把唐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影响最为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有人可能认为唐王朝的功臣天性较为纯良或更为通情达理，是否确实如此没有确切的根据，我认为他们和朱元璋的功臣在能力和德操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是李世民对功臣驾驭有方。例如尉迟敬德在李世民即位初期，自仗曾经舍身救主的功劳，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抠打别的大臣，有一次竟然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李世民的叔父打伤了。驾驭功臣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技巧，李世民的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几句话概括得了的，总的来说是扬长避短，防微杜渐，一方面防止他们身上的消极因素无限止地膨胀，在初露苗头时就予以制止；另一方面为他们的智力和勇力寻求合理的用场。具体来说就是为武将寻找新的战场，使他们的过剩精力得以合理喧泄，满足他们建立更大功业的雄心壮志。如李靖在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三年，以大将军的头衔率军北征，一举击溃了给唐帝国带来巨大威胁的“【****】厥汗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颉利大可汗，为唐帝国开拓疆土两百万方公里，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也为李世民大帝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对于胸怀蹈略的谋臣策士，李世民则运用他们的高度智慧来治理国家。魏征是李建成集团的一号智囊，曾多次劝李建成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掉李世民，可李世民并不记恨这些，而是象齐桓公对待管仲一样委魏征以重任，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对于那些桀骜不驯、居功自傲的勇武之臣，李世民不是简单地**他们，而是巧妙地加以驯服，傍敲侧击令其自省，既不撕破面皮又使其有所戒惧。如上面谈到的尉迟敬德，李世民看到他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干吗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帮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刘帮当初那样做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这篇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儿舞女以娱晚年。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知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发那番感叹，尉迟敬德很可能俞演俞烈，在得意忘形之余犯下不赦之罪，那时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世民当时简单地把尉迟敬德杀掉，他就沦为和刘帮一样的人物，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王。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具备李世民那样的超人智慧，能够充分利用功臣的积极作用而使消极作用消弭于无形；事实上有不少帝王的综合能力还赶不上他的臣下。当帝王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他的臣下时，帝王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功臣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聪明的帝王往往通过权臣之间的互相牵掣来防止某一个权臣积聚到可以威胁帝王的无限权力，或干脆象十世纪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那样使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作出反应，既保全功臣的富贵又消除肘腋之患。既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消除功臣的负面影响，**功臣实在是一种极端自私而又愚蠢至极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留下无穷的后患。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功臣的恶果：    越王国灭掉吴王国后，一度成为储侯中最为强大的国家，拥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潜力。勾践杀掉文仲后，越王国便加速度地衰落，终于在【****】前三三三年亡于楚王国，是储候国中最先灭亡的一个强国，比【****】前二三Ｏ年第二个灭亡的韩王国要早一百多年。而灭掉越国的楚国，一百年前曾被匐匍在越王国脚下的吴王国击败，前后相比反差竟如此地强大，这都是勾践**功臣的恶果。    朱元璋对功臣实行灭种式的**后，以为天下自此太来无事，没想到他刚刚进入坟墓，他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便举兵反叛，开始了宗族血亲间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因为功臣被**磬尽，中央军没有杰出的统帅，叛军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皇帝朱允火文在首都陷落之时永远失踪了，野史传说他远逃海外做了和尚。 综上所述：**功臣的现象多半发生在有自卑感的领袖建立的王朝，自卑感的产生则源于领袖自信心不足和胸怀不够宽阔，而那些才能不够卓越的领袖又往往是最缺乏自信的。对草莽英雄或**群众而言，一旦判断错误，或被命运之神作弄，选择或拥护这类人物作为领袖，那是一种真正的悲哀。**功臣是中国文化最丑陋的一页，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对后世甚至今天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些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官僚政客，因为自己才能平庸，也就格外嫉恨那些有能力的下属，虽然没有生杀大权不能象朱元璋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但能够不择手段使他们不舒服。“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在官场绝非个别现象，但凡是有这种心理的官僚肯定是不称职的。“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国家强大和**修明的前提，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让那些富有能力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有能力的领导才会卿卿惜卿卿，才会知人善人，不担心有才能的下属会有朝一日超越自己；而那些武大郎式的领导则只会妒贤嫉能和压制人才。    愿天下苍生从此擦亮眼睛，别把那些才能平庸的人选入领导岗位；但愿**功臣的现象在中国一去不返；但愿......      二ＯＯ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暴君，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对他的荒淫暴虐都有很清晰的印象；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作的诗感情充沛，文辞华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写的文章旁征博引，条文缕析，顺理成章；他的言论和他所颁的命令都大义凛然，无懈可击。连文才武略空前绝后的李世民大帝也从心底佩服他的聪明和教养。从他当皇帝之前和长兄杨勇争夺继承人的过程，就可看出他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小聪明。    隋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使长期陷于**和混乱的中国归于统一和安定，是他精明能干的最好表证。他深知创业的艰难，很知道珍惜国力，不但自己生活俭朴，食不厚味，衣不着锦；还严禁皇族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非凡的复兴潜力很快表现出来，不几年功夫中国就恢复应有的强大。从中央到地方的粮仓全塞得满满的，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社会秩序安定，吏治清正廉明，种种迹象表明隋王朝会千秋万岁。    隋文帝杨坚因江山来之不易，也就格外注重继承人问题。他深知继承人若选择不当，对王朝和杨姓家族的伤害将是无与伦比的。大**时期象石勒、刘裕、高欢这些本来很英明的帝王，就是在选择继承人时栽了跟头，王朝和家族也因此蒙受了最惨烈的灾祸。因此杨坚在选择继承人时慎之又慎，对儿子尤其是皇太子的要求也就格外严厉。    杨坚有五个儿子，全是妻子独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自应亲如手足，其中长子杨勇是法定的继承人，被立为皇太子；次子杨广因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就出任攻陈总司令，一举而下江南，俘虏了杰出的音乐家皇帝，《玉树后庭花》的作者陈叔宝和两位长发拖地的绝色**，立下了盖世的军功，因而深得乃父杨坚的宠爱。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杨广便开始夺嫡，向他的同胞哥哥杨勇伸出毒手。    皇太子杨勇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疏阔豪爽，不拘小节。老娘独孤皇后最讨厌男人有姬妾，杨勇偏偏姬妾成群，在宫中受活寡的妻子没多久就抑郁而死。老父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勇偏偏喜欢大宴宾客，通宵达旦地歌舞饮宴。这些本都是小的缝隙，但精明过人的杨广很善于利用这些缝隙，并开始有计划地楔入这些缝隙。杨广只有妻子萧妃一人，供役使的婢仆不是老太婆就是丑小鸭；摆在庭屋的古琴上积满灰尘，二十五弦只剩下四弦……仅这几点就够老爹老娘高兴。老夫妇每派人到儿子那里，杨勇只把他们当仆人看待，杨广则把他们待如上宾，和妻子双双站在门口恭谨迎接，临走时还殷勤问讯，并致送厚礼……于是老夫妇耳畔听到的全是赞扬杨广的声音。杨广出镇江都，每次入朝辞行，都作伤心留恋状泪如雨下，依依不舍。父母看儿子如此孝心，也心痛流泪，不忍他远离膝下，杨文需要的正是如此，这样他才能接近最高权力。杨广知识水准很高，待人接物谦虚恭谨，尤其曲意接交政府官员，对杨坚最信任的宰相杨素更舍得下本钱。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民胞物与的圣贤抱负，集人类所有美德于一身。    在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面前，杨勇很快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莫名其妙地背上了“谋反”的罪名，被盛怒的父皇废为平民，囚禁深宫。杨广则如愿以赏地当上了皇太子。    杨广夺嫡后的第四年，对皇位有点迫不及待了，开始向他曾经流泪致孝的父皇痛下毒手。这一年，杨坚前往长安一百四十公里外的仁寿宫避暑，在行宫一病不起，皇太子杨广入宫侍奉。望看病榻上奄奄待毙的父皇，杨广兴奋得无法再继续控制自己。杨坚的病榻前除了杨广外，还有他最宠爱的陈贵妃随侍左右。陈贵妃肌肤如玉，丰胸肥臀，杨广早就对之垂涎三尺，只因她是父皇的爱妃才一直克制自己不敢造次。现在父皇的病看来是不治的了，他没有必要继续顾忌礼法了。杨坚的双眼总是闭着，杨广的双眼则瞪得象铜铃一样，不过不是望着垂危的父皇；而是盯着陈贵妃的丰满胸脯，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当陈贵妃去偏殿换衣服时，杨广不自主的尾随上去，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她，欲行【****】之事。陈贵妃在惊恐中回过头来时，简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发现那个禽兽不如的坏蛋竟然是她一向从心底敬重的皇太子，于是条件反射地挣扎逃掉。这是杨坚刚好从昏迷中醒来，问其何故神色仓惶，陈贵妃垂泪说“太子无礼”。杨坚大怒说：“独孤误我。”当即命令两位亲信官员去长安召唤杨勇。杨广望着陈夫人逃走的背影，深知自己这次会吃不了兜着走，便抢先一步通知他平时曲意接交的警备司令杨素。杨素立即命令禁卫军把去长安的两位亲信官员逮捕，勒兵戒严，包围仁寿宫，断绝内外交通，然后命部将张衡闯进杨坚卧室把皇上挥拳打死。    杨广弑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美丽的庶母陈贵妃睡觉，陈贵妃这次没有任何挣扎；第二件事是派人驰赴长安把已经罢黜的哥哥杀掉，铲除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然后给父亲发丧，在文武百官的“万岁”声中坐上皇帝宝座。    杨广从开始采取夺嫡行动，到他弑父行凶之日，历时十四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能伪装得天衣无缝，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有可能做到。杨广的过人聪明应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只可惜他缺欠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责任心，他夺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获得无限权力。获得无限权力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疯狂地享乐和发泄被压抑了十四年的兽欲。因此他的聪明才智只能增长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正所谓“流氓的武功越高，对社会的危害性越大”。正因为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和精力，所以只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把一个空前富裕强大的王朝消灭。下面把杨广在位十五年中的重要【****】概述一下。    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耗尽国力民财。    杨广即位后，迫不及待地从长安前往洛阳，征调民夫二百万人，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在洛阳西郊兴建“西苑”，面积六百方公里，内有人工湖和连绵不断的人工山，山上宫殿林立，曲折盘旋。另有人工小运河，由人工湖通到洛水，沿小运河两岸建皇宫十六所，称为“十六院”，每院**二三百人，布置豪华，恍惚人间天堂。杨广每出游赏月，骑马随驾的宫女就有数千人之多。又在洛阳南郊建“显仁宫”，在太原建“晋阳宫”，在汾州建“汾阳宫”。为了便于外出游乐和炫耀他的伟大，杨广征调几百万民工开凿长达两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六０五前开通济渠（洛阳到淮安间运河）和邗沟（淮安到长江间运河），六０八年开永济渠（洛阳到涿郡运河），六一０年开江南河（镇江至杭州运河）。沿着运河建皇宫四十余所，称为“离宫”。    三征高丽，穷兵黩武，挖空帝国根基。    杨广二十岁时就被任命为行军大元帅，统率五十二万大军讨伐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的陈帝国。他当时的对手陈叔宝又是一个地道的【****】之君，对**和歌舞的兴趣远胜于治国的兴趣。因此杨广兵团一路势于破竹，一月不到就平定江南。这一战役在大大地增长了杨广威望的同时种下了杨广穷兵黩武的祸根，使他把战争视同儿戏，在挑起战争时不作认真谨慎的思考权衡。杨广在即位不久就挑起了和高句丽王国连绵不断的战争，他于六一一年前往涿郡，高句丽国王高元竟未响应他的征召到涿郡迎接他，杨广感到没有面子，气得七窍生烟，下令讨伐高句丽，动员全国士兵集中涿郡，粮秣集中辽西郡。军令惨急，造船工匠站在水中，昼夜加工，腰部以下都生了蛆，半数死亡。次年集中兵力一百三十万作第一次东征，这是当时已知世界能够调动的最庞大的兵团，理应所向无敌，可战争结果大败亏输，损兵折将三十余万。杨广只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六一三年，杨广御驾第二次东征，不巧督运军粮的将领杨玄感（杨素的儿子）在黎阳叛变，截断杨广的归路。杨广只好回军应战，第二次东征草草结束。六一四年，杨广作第三次东征，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这时全国已成沸腾之势，变民集团风起云涌，四方响应，征调的兵力半数不至。高句丽也因连年征战精疲力尽，只好请和，并把杨玄感的同党，去年投降高句丽的斛斯政送回中国，以表诚意。杨广总算争到一点面子，于是罢兵，回洛阳后征召高元入朝，高元仍然不至，杨广火冒三丈，下令准备第四次东征。因突厥汗国始毕可汗统骑兵十万抄他的后路，围困杨广于雁门郡；全国各地盗匪蜂起，已不能在涿郡集结兵力，这次东征才胎死腹中。    三下江南，四出游乐，刮尽民脂民膏。    杨广开运河的目的不是为人民兴修水利，而是便于他一个人乘船前往他曾经镇守过的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江都游玩。六０五、六一０、六一六年先后三次下江南。帝王出游已经不平凡，杨广出游更是威风八面，仅皇家乘坐的龙舟就有数千艘，不用桨篙，而用纤夫，拉纤的达八万余人。禁卫军乘坐的军舰也有几千艘，由军士自己拉纤。一万多艘船只，首尾相衔一百余公里。骑兵夹岸护卫，万马奔腾，旌旗遍野，场面甚是壮观。饮食供应由二百五十公里以内的地方政府奉献，竞争着极尽精美，宫人们无法吃完，临走时一律倒掉。杨广宣称他喜欢江都，其实他在江都仍居在深宫，从没有跟南中国江山如画的大自然接触，他只是喜欢沿途这种使人惊心动魄的派头，只是为了炫耀他的伟大。杨广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种种荒诞不经之事就是为了满足他的炫耀欲。杨广最后一次出游江都，因遍地变民武装截断了他的归路，他只好在江都住了一年多，最后被亲信大将宇文化及绞死，死时才五十岁。强大的隋王朝也跟着玩完。    杨广跟他的前辈石虎、高洋之流的暴君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石虎、高洋之流的荒淫凶暴，可以直接从行为上观察出来，杨广则不然，他给人的是一种非常厚道非常理性的印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其荼毒。他把暴行间接化和制度化，使其成为一种合法的【****】。这【****】表面上好象不是杨广的本意，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而且他的本意比官员们更恶毒，所以对人民的伤害就更大，人民的还报也就更为惨烈。以隋王朝力量的雄厚，如果杨广只是中等暴君，帝国可能仍承受得住，不致迅速覆没；得杨广的【****】太全面了，他在短短的十五年中，就灭掉这个空前富庶强大的帝国。    杨广绝顶聪明，这是他的优点；但聪明人都有自视过高、瞧不起他人的弱点，尤其是听不进相反的意见。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弱点，聪明就可能成为一把自伤的利剑。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杨广不能也不愿意战胜自以为是的弱点，他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直言敢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事实证明，杨广的聪明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

	五、明王朝的暴君——极权体制的罪魁。    在写《中国历史上的暴君》这篇文章时，我感到最难以下笔的就是这一章。首先，明王朝的暴君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二十任皇帝就有十七个是暴君。其中二任帝朱允 火文一上任就遇到叔父发动的叛乱，四年后兵败身死；十五任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三十天，还来不及作恶；如果让这两人多在位几年，也极有可能成为暴君，事实上只有七任帝朱祁钰一人不是暴君。其次，明王朝虽然出了那么多的暴君，可寿命却出奇地长，竟统治中国达两百七十七年之久。如果加上南边的三个**小朝庭，合起来有两百九十五年，比强盛的唐王朝的寿命还要长，不象大**时期的那些暴君一样马上招致王朝的覆亡。再次，明王朝的暴君除了十一任帝朱厚照之外，本人并没有太多的众所周知的暴行，暴行多半是下面的官僚和太监干的，但这些官僚和太监正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残暴好杀，可都是在惩治贪污叛逆和整肃史治的幌子下太开杀戒，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称道，咋看起来好象是明君而不是暴君。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蒙蔽，明王朝的暴君不但作恶多端，而且遗害无穷，流恶难尽，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较之大**时期那些禽兽不如的暴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以前，中华民族尽管多灾多难，但一直以一个强大文明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自明朝以后，中国落伍了，从天朝大国加速度下滑到二流末国到最不文明国家，以致十九世纪欧洲人侵入中国时，中华民族竟堕落成为一个白痴般的民族，究其原因，始作俑者正是明王朝的暴君，正是他们创立的那一套极权**体制毁灭了中华民族的灵性和进取精神，窒息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使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至少落后三百年。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明王朝暴君无与伦比的罪恶。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叙述这些罪恶的内容和危害。    1、蹂躏**，毁灭人性的尊严。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骨子深处有着浓厚的自卑情结，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必理平衡。中国古**思想中本来就缺乏**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在**斗争中的失败者和人性较为充分的上流社会人士。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宦官主持诏狱的最大方便，是他可以随时向皇帝直接提出报告，皇帝可以随时向宦官发布命令。宦员没有文化，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潜意识中对正常人尤其是上流社会人士有一种仇恨心理，犯人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命运可想而知，活命或不受惨烈苦刑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即使没有犯任何罪，在难以忍受的酷刑之下也会承认自己有罪，哪怕是灭九族的罪行也会招认。这种罪恶的制度还人为地鼓励“告密”和“打小报告”等人性中最丑陋的行径，毒害中国人的品行，使中国人变得短视冷血，人格日益向低层次滑行。    对**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饶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2、建立绝对**的极权体制，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    朱元璋得天下后，对当初打天下的功臣大开杀戒，前后一共杀了五万多人。除了常遇春和汤和外，起兵时共过患难亲如手足的朋友连同其家族全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连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李善长也难逃毒手。朱元璋把有能力的人杀光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以把握权力魔杖，保持明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深知创业的艰难，为政比较勤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勉强应付。问题是靠世袭制即位的皇帝不可能都是英明勤奋的，朱元璋的后裔就是一群荷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处理政务，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无措。朱元璋平均每日要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荷花大少皇帝没有朱元璋那样的吃苦精神，只有依靠秘书机构，后来则依靠宦官代理政务，于是大权逐渐滑入秘书和宦官之手。宦官是最没有能力最没有爱心最没有原则道德水准又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由这些人掌握生杀大权，人民是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的，社会也不可能向前发展。明王朝的暴君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每个暴君都出奇地懒。除了朱棣朱元璋比较勤政外，其它的暴君对玩乐胡闹的兴趣比理政的兴趣要大得多。十五世纪六十年代，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组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从九任帝朱见深起，皇帝长年龟缩深宫，不和大臣见面，也不上朝理政，十四任帝朱翊均在位期间，二十五年间只在金銮殿亮了一次相，台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臣竟然不认识他。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只有明王朝的暴君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其懒惰昏庸可想而知。由这样的懒皇帝来包揽国家大事，国家会治理成什么样子就不用和谁打赌了。    极权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就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没有责任心也没有必要去主动地为国操劳，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因此被扼杀。在这种体制下，全国只有皇帝一人在思考，其它的人不能也没有必要思考，即使思考了也是基于争权夺利等阴暗目的。问题是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帝国事务包罗万象千变万化，不是皇帝一人的脑袋容纳得下的，不作为或作为失当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于是帝国的生机窒息了，社会开始大踏步的后退，这也许是朱元璋所希望的，只要朱姓家族能永远地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中国越落后人民越愚昧越好，就是倒退到原始社会也无所谓。到了明王朝的后期，那些懒皇帝也是唯一有思考权力的人也拒绝思考，社会就成了一具僵尸。    3、腐蚀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官本位”价值观。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明王朝的暴君。在明王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郡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自明王朝以后，官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在极权**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悲剧。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学教授骑自行车上下班，只有初中水平的乡长却坐着豪华进口轿车四处游乐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唯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综上所述，明王朝的暴君旨在建立一种伤害人类文明的暴虐制度。先前的暴君作恶还只是个人或局部行为，暴君死亡后暴行也随即终止，现在整个社会的权力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为非作歹，暴君死亡后暴行仍在继续。因此明王朝的暴君对中华民族伤害的广度和深度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暴君所无法比拟的。    上面是从整体上论述明王朝暴君对中华民族的伤害，下面我们再逐个给这些暴君亮亮相。    一任帝朱元璋：大规模**功臣，制造胡惟庸冤狱和蓝玉冤狱，共杀五万余人，使中国成为恐怖世界。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来，合家才有笑容。最恶毒的【****】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任两条腿的动物百般**。    制造**，毁灭知识分子的灵性和思想。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却把“则”当作“贼”，认为是讥讽他当过小偷的往事。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朱元璋又尝于元宵夜出游，市上张灯结彩，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朱元璋大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朱元璋，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招徕杀身之祸，可见朱元璋的残暴和冷血。    三任帝朱棣：制造靖难大**，一下子杀了一万四千多人。前祭祀部长黄子澄全族处斩。前国防部长齐泰兄弟全体处斩。皇家教师方孝孺**十族，连朋友学生都包括在内，杀八百七十三人。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监察部副部长练子宁磔死，家族一百五十一人处决，数百人贬窜蛮荒。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四百四十八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二百一十七人处决。    六任帝朱祁镇信任太监王振。王振怂甬他亲征瓦拉，结果兵败被俘，复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为王振雕象，招魂安葬。    九任帝朱见深：宠信太监汪直，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不出见政府官员。万安因敬献【****】有功，竟被擢升为首相。    十一任帝朱厚照：宠信太监刘瑾，使他权倾朝野。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单是这个名字就可说明这帮人的暴虐和贪酷。一天早朝时，殿阶上忽然发现一封信，朱厚照命拣起来看，是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控诉状。朱厚照在上面批示：“你所说贤能之人，我偏不用。你所说不贤能之人，我偏要用。”（今天听起来仍然耳熟）朱厚照有这种倒行逆施的能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受害者恐怕是他们朱家，令人痛心的是今天的当权者有这种作风的也不少。刘瑾有皇帝挣腰，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刘瑾死后，朱厚照在另一位太监钱宁的引导下去南中国游荡，常常信步走到一大户人家，命锦衣卫把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寝，世界上最凶暴的强盗行为也不过如此。    十二任帝朱厚骢：在位四十六年，一五四０年起不出见政府官员，一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他信任大贪官严嵩，后者专擅朝政二十年，唯一的嗜好就是贪污和排除异己，朝中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员不是被诬陷进监狱就是卷起铺盖走人。因为朱厚骢的渎职和严嵩的滥用职权，明政府已腐烂透顶，全国沸腾的抗暴民变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大规模的【****】。连宫女杨金英等人也因受不了朱厚骢禽兽般的恶行，试图乘朱厚骢熟睡时用绳索把他勒死。如果她们不是因为太紧张打了个活结，朱厚骢必死无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使世界上最善良的宫女用谋杀的手段，以图跟她们的仇敌同归于尽。由此可以想见明政府的宫廷是何等肮脏恐怖。    十四任帝朱翊均：十岁即位，在位四十九年，二十岁之前因张居正摄政，还不敢有太大的恶行，只是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至死。朱翊均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第一件事就是抄张居正的家，继而开始吸鸦片，接下来开始不跟大臣见面。到了一五**年，朱翊均象是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一直到一六二０年死亡，只在一六一五年才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一味龟缩在深宫吸毒酗酒和打杀宫女宦官。朱翊均一五八二年亲政，到一五九二年的十年间，仅官方统计就已鞭死了一千多人。明王朝的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其他的官员只能照皇帝的圣旨行政，不能擅自决断。皇帝不作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停顿。到了一六一０年，中央政府六个部只有司法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部长。监察部长缺十年以上。锦衣卫没一个法官，囚犯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还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缺少一半以上，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朱翊均视若无睹。一六一九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汗国，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五千人，开原、铁岭相继失陷，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将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朱翊均毫不理会。    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是明王朝的【****】之一。朱翊均的“矿监”和“税监”全是一群人伦丧尽的饿狼，把百姓的财赋搜括馨尽，全国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产。    十六任帝朱由校：在位八年，是一个狂热的木匠，经常在宫中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运刨轮斧，制造桌椅案柜，雕刻屏风；对**则是白痴，把朝政委托给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心灵阴暗歹毒，在朝中结党营私，疯狂**对国家民族还有一点责任感的朝臣。他最为得意的杰作是诬陷抗击后金的军事天才，辽东军区司令官熊廷弼“贪污”，自毁明帝国的“长城”；然后又诬陷为熊廷弼呼冤的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受贿”，逮入诏狱，用酷刑**至死。    魏忠贤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称呼，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当权的后期，各地官员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祠堂本是祭拜死人的场所，但摇尾拍马屁的官员却在魏忠贤还活着的时候，在祠堂中树立他的塑像，供人当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这真是一件空前热闹的**奇观。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十八年，精力充沛，有心治理国家，但智商不高，脾气暴躁，发脾气时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没睡着的时候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最津津乐道的政绩是他中了清帝国的反间计，宣称清帝国的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辽东军区总司令袁宗焕是清帝国的“奸细”，把他押赴刑场千刀万剐。清帝国的势力自此失去控制，最终夺占了明帝国的江山。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发脾气时象一头挣脱了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有一次他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宠信太监曹化淳，让他担任北京城防司令，后者在李自成兵团来到时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象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这进一步地证明了朱由检的“知人善任”。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临时首都南京即位，这时清帝国大军压境，明政府的残余国防军力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朱由崧上殿时表情忧愁，大臣以为他忧心国事，未免说些安慰话，朱由崧却回答说后宫宫女数量少且不够漂亮，当务之急是挑选**，扩充后宫，弄得大臣一个个哭笑不得。朱由崧颁布的第一道敕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阮大铖被召回政府担任要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成一条阵线，疯狂打击忠于明政府的文武官员。朱由崧只当了十三个月皇帝，就被清帝国俘虏，送到北京砍头。    二十任帝朱由榔：在位十六年，一直象流寇一样被清政府追逐，在西南诸省的大山中不停地逃亡，最后逃入缅甸，在边界蛮荒地区搭建草屋，与土人杂居。在破草屋的金銮殿上，任用另一位太监巨头马吉翔，对忠心耿耿，追随正统政府**的官员呵责辱骂和施用廷杖酷刑，好象仍在北京一样。    如果给明王朝的暴君逐一画像的话，肯定是一幅带有漫画性质的“群丑图”，看后让人作呕又忍俊不禁。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重点强调一下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这是一个蛮族统治的王朝，该蛮族入主中国时连文字也没有，文化水准远远低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汉族，但清王朝皇帝的总体素质却是最高的，一个暴君也没出现。唐王朝的二任帝李世民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盖世英雄，可他的后裔也有不少暴君型的帝王。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勤政，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具有中等才智，象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王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这些伟大的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努力工作的帝王。汉族有那么悠久的文明史，所建立的王朝竟然赶不上一个由不识字的野蛮民族统治的王朝，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总之，中国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进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彻底丢弃“官本位”价值观，不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人性的尊严，中国的暴君就永远不可能绝迹。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它必将经过改头换面，以新的更具欺骗性的面目站在**政体的最前列，给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伤害。      二００二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