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对中国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对世界道德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 一、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意义 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和佛教有关心性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吸引，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一般说来，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精华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整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思想意识。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就是指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中，就已经提出“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主张人要日夜为公家办事。《书经•周官》中，也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要求，主张人要从事政治公职，应当以公正、公平，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老百姓就可以信任而归附了。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一种为整体而尽忠、献身的精神。宋代的范仲淹提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去丹心照汗青”；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整体意识，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献身的精神。 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对群体的关系上，儒家传统伦理认为在“义”和“利”、即道德原则和个人私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主张“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说的“义”，主要是整体利益的原则，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提倡“先义后利”和反对“见利忘义”的思想，不仅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发生着有益的作用，而且对提高我国现实的道德水平，也有积极作用。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应当说是中国伦理传统道德区别于西方伦理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祖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思想意识，从本质上讲，它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维护其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武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甚至是把一姓王朝的利益充当为所谓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存在着一致性。统治阶级在保证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比如，当一个王朝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时，社会各个阶层，当然也包括劳动人民，都能够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今天我们对待中国传统的整体意识，要抽去其剥削阶级整体利益的本质，换之以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以丰富集体主义思想意识的内涵。 2、推崇“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 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爱人”的人本主义精神，注重人际的亲爱、和平与和谐。 自孔子始，中国伦理学关注的不再是虚无飘渺的“天”或“神”，也不是人死后的“鬼”，而是把自己关注的焦点定位在人自身。用人自身的原因来解释人事，以人为中心而又不妨害天地自然的运行，在入世中求得精神的超脱，在平凡中达到高妙，极高明而又中庸，可以说就是中国伦理的品格。这样一种伦理的理念，是基于对人的本质和地位的认识而形成的。中国伦理思想家们大都认为，人是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在宇宙中有一般事物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果其良能能够充分地发挥，就能与天地同流。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念，正是体现了对宇宙最高产物的尊重。 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仁”这个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但孔子第一个把“仁”同“爱人”联系起来，“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仁爱思想，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儒家的仁爱是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墨家主张“兼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汉代以后，儒家学者在理论上对仁爱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并以生释仁。后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对于仁爱思想都有所发挥。 综合历史上各家关于仁爱的论述，可以把仁爱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仁的首要含义是爱，即对人施爱心，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使别人成长发展，得到好处。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等，都体现为一种对人的同情和关爱。 第二，仁爱是一种出于公心的爱，而不是一种出于偏心的爱。宋代程颢、程颐提出：“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二程集•遗书》卷十五）认为公是仁之理，仁是不能出自私心的。近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界说》），也是强调仁是一种无私之爱。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看来，出自私心的爱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姑息之爱，即对自己亲爱的人放纵、偏袒或溺爱。这种姑息之爱，实际上是不能真正地有益于被爱的对象的。一种是厚自爱，即厚爱自己而薄待他人。汉董仲舒曾经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爱我，是出于私心而非出于公心，所以是不能称做仁的。总之，在伦理道德思想家们看来，不是出于公心的爱，是道德上的小人的爱，而不是所谓仁爱。 第三，仁爱要体现为利人。也就是说，爱人不仅是一种心情，而且还要有实际的效果。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很好地表达了其爱的实质内容。 第四，仁爱是一种生生之德。这种意思是宋以后思想家们很喜欢讲的。他们把仁爱看成是一种富有生命力性质的东西。一人遂其生，亦要使他人、他物共遂其生，就是达到了仁。所谓使他人、他物遂其生，就是讲要在旁边扶助他人，赞助他人、他物生长，而不是代替他们生长。仁爱不是说替别人把一切事情包办了，应该是你所做的一切有助于其成人，有助于其道德水平的提高。比如说，有一个人非常自私，你对他爱，并不是要满足他的一切自私的要求，而是帮助他去掉自私。 第五，仁爱还体现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这方面，思想家们曾经提出过许多要求。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具体的要求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赞赏刚、毅、木、讷，厌恶巧言令色。总之，就是要严格地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后来的思想家们也多有论述。实际上，一个严于要求自己的人，总是能够诚心地爱人的人。自我约束与仁爱他人之间，本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尽管不同的伦理思想家对于如何爱人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方面却是一致的。效法天的刚健之德，君子以自强不息；模仿地的广厚之像，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处理人我关系的一个总的精神。 孔子和孟子有关爱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是自觉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只要能发挥、扩充这种对人类的同情和慈爱，就可以使家庭和睦，使整个社会得到更加和谐的发展。“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我关系的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还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类，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就必然有着共同的情感、欲望、要求和志趣，因此，只要拿自己作比喻，就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同情和爱护，就能够真正实现“爱人”的目的。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说“善推其所为”，就是对这一方法论的言简意赅的概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并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但是，从总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应当说，仍然发生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以特有的民族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主义思想，说明这种人本主义原则在社会发展中，既能够成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又能够由强调人民的利益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 仁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也是对把人作为神的附属品的宗教观念和把人作为工具的奴隶主意识的否定。它提倡人与人相爱，尊重人的价值，同情人，帮助人，体现了古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也就是“爱人”。孔子从各个方面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特别是当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应当从自己的欲望、感情、意志、追求等方面，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这样，人和人之间就能够增强理解，就能够相互体贴和相互帮助，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容易化解了。“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从消极方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使别人受到伤害。墨子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指出“兼相爱，交相利”的重要。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纠纷、祸乱，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所引起，即“不相爱”所引起的，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墨子认为，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孟子又进一步提出“仁”就是“人”，就是“人心”。他从“良知”、“良能”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中华民族素以“贵和”著称于世，“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冤家宜解不宜结”等话语，体现了“和”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人际和谐的达成必须以讲求“仁爱”为前提。讲求仁爱，保证具有不同爱好和不同利益的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原则规范和谐地相处。 人际和谐的达成并不是无矛盾和斗争的。中国传统道德推崇“和”，而不推崇“同”。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叫“和”，完全都一样的叫“同”。比如说，不同的味道，可以调和成美味的菜；不同的色彩、线条，可以协调成美丽的图画；不同的音符，可以构成动听的音乐。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和”既然是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因此，在达到统一之前就不可能没有矛盾、对立和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是一种为了和谐而非为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斗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和是一种根本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在精神。在封建社会，传统道德讲求“和”，当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所谓的“和”，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要被压迫的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斗争，来与统治阶级和。然而也不能否认，推崇“和”为“贵”，对于维护本阶级或阶层的内部团结，维持一定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存在，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们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可以说是对“和为贵”思想的继承。 3、倡导人伦价值 人伦，就是做人的规矩、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中国传统道德是特别重视社会人伦关系的。《尚书》中就提出了“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确立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墨子从“兼爱”出发，认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对中国自西周以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认为君和臣都有其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如果国君不能对臣下尽自己的义务，就会受到臣子的严厉的报复。 孟子还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的五伦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对维护封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五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我们必须加以摒除，但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应当加以批判地吸收。父母子女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长辈与幼辈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都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建立起新的道德原则，对于五伦关系中的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对于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伦关系，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五伦”关系中，尤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父慈子孝”，是对“父子有亲”的进一步解释。“孝”被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一个人只有“善事父母”，才能对他人有信，对国家尽忠。中国传统伦理中把“善事父母”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最基本的前提，把对待父母的态度作为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这一思想，是有合理因素的。“善事父母”，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顺从。对父母的错误，也应当提出批评，进行谏诤。但是，在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孝”，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为尊者讳”的烙印，在尊者与卑者的关系中，总是要压制卑者的权利。特别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过西汉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家们的扭曲，对孝更作了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解释，这是我们在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强调父母应该关心、爱护、养育、教育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应当孝敬自己的父母，体贴自己的双亲，并在父母年老且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要主动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父子有亲”、“父慈子孝”的人伦规范只是家庭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范围上讲有相当的局限性，它仅属于“私德”范围。当然，只有具备了孝慈的品德，仁爱他人、效忠国家才有了可能。 “君臣有义”，是讲君臣之间应该保持的政治伦理关系。这种君臣伦理关系是一种因政治、利益联结起来的主从关系，体现出君臣之间人格上的不平等，因此，在当今社会，君臣伦理思想可供我们继承的东西甚少。“夫妇有别”，作为夫妻关系的伦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作为夫权主义的伦理规范起作用的，这一规范的核心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因此，不能将其归属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 长幼之伦是一种重要的人伦关系，它包含兄弟关系和一般长幼关系两方面。关于兄弟伦理，中国传统道德将其概括为：“兄爱而友，弟敬而顺。” 兄友弟敬，亲爱和睦，是兄弟之伦的传统规范。兄弟之间的兄爱弟悌之道，推而广之，也就是“长幼有序”。人们相处时，长者应该为首，幼者应该从之；长者应该爱护、率导幼者，幼者则应尊敬、听从长者。要把孝亲敬兄之心推广开来，施于整个天下：既善待自己的老人，又善待他人的老人；既疼爱自己的幼弟，也疼爱他人的幼弟，以实现整个人际关系的和谐。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了传统伦理尊老爱幼的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文明，至今仍有继承的价值。 朋友，是建立在莫逆之心相交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两个朋友，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其人生际遇自与孤独无助者大不相同。《周易•系辞》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就是对于朋友之谊的称道。“朋友有信”，是说从交朋友到朋友之间相处，都应以“信”字贯穿起来，从己方来说，必须实有德行，交友也必须实心实意，而不可有其他的图谋。与朋友相处，必须诚心诚意地听从朋友的善意的规谏。忠诚守信，肝胆相照，相扶以德，是为朋友之义。但是，我们在继承这一伦理传统时必须与有些学生盲目地讲“哥们义气”区别开来。 4、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注重人生境界的升华，是中华民族道德的一个传统。这一点贯彻到人生需要方面，就表现为重义轻利、重德轻位、重内求而轻外逐、重心安自得而轻身体之逸乐。这也就是把精神和道德的需要看成是人的最高需要，把道德的价值看成是最高的价值，把精神的幸福看成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对心灵丰满、精神高尚的追求，指向一个目标，即提升人的素质和境界。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在求利之中，有为己而忧乐者，有为他人和社会而忧乐者。不同的忧乐观，成就和反映出不同的精神境界。在忧乐问题上，对中国传统道德最有影响的是儒家的忧乐观。儒家注重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福乐并不是对于外在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享受，也不是因富贵权势而作威作福。他们所说的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求之于己的自我内在精神的充实和愉悦感。对待忧乐，孔子认为，君子求其在内者，而不求其在外者。一个人如果做事符合义，内省不疚，也就能长期保持坦荡的心态。他自己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不羡慕世俗人所追求的富贵利禄，而只求自己内在德性的完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快乐是一种建立在对道义的认同，与道义为同一基础上的精神快乐，是一种心理充满自足、无有缺憾的快乐。这是一种道德之乐、精神之乐。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他认为，在人的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德，这是天赋的“良贵”，尊爵高位对之不能加益，穷困贫贱对之不能加损。能保持这种天性中所有的“良贵”、“天爵”，则自有莫大的快乐。孟子还主张共乐。他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但认为这种快乐还不是至上的快乐。作为一个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应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子应当追求一种合乎道义、合乎良心的内心快乐，而反对那种建筑在他人悲苦之上的肉欲之乐。 儒家的忧乐观，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样一种以天下幸福为己任的观念，被后来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实践。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对于儒家所树立的忧乐观的概括。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充满着人格尊严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德乐论”，凝结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对于民族的亲和团结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因而，人们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他人，对社会作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的根本要求。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还表现为对“人生不朽”的推崇。人生不朽的问题，关系到生命的终极价值、有限的生命创造的永恒意义的思考。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推崇三种真正道德意义上的“死而不朽”。第一位的不朽，是为“立德”。指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完善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成为后世永远效法的道德榜样。第二位的不朽，是为“立功”。指为社会、为人类谋福利，尽己之能而建功立业，为后世立下伟大的功勋，使社会和人民长久地享受到好处。第三位的不朽，是为“立言”。指研究和发现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提出长久适用的真理性的至理名言，开后人之智，益后人之生。这三者，都极有益于人民和社会，故而能昭垂永远，不因其人生命的终结、肉体的朽坏而废，所以称之为不朽。“三不朽”的思想，着眼点在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贡献和长久的影响，以立德为上，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表现了中华民族重德的优良传统。这一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关于人生价值的基本的、核心的观念。 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无私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中国传统道德对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共同发展。尽管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然应当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倦地不断追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又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表现出为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 5、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 我国古代的各家各派，都十分重视修养问题。其中儒道两家关于修养的思想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代表性。道家重养生，而儒家重修身。养生，就是炼养身体生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进行修养；修身，就是修养道德情操，这是从人的社会属性上进行修养。由于儒家的思想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关于修养的思想成为正统和主流，为众多的人所实践。 关于修养的重要性，儒家认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就是讲修身的重要性。儒家认为，只有“修身”，才能“道立”，修身是人走正道（立人）、国家走正道（立国）的基本前提；只有修身，才能实现“内圣”，使自己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只有修身，才能实现“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儒家提出的“三纲要”、“八条目”，其中心环节就是修身，修身是一切的根本。 关于修养的目的，儒家认为，修养的根本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外王”，之所以要修身，就是要治理好国家，安抚天下百姓。孔子还提出“修己以敬”，敬有多种意思，比如敬业、恭敬、敬畏等等，这里可以理解为敬业，小心谨慎地干好自己的事业，不出现差错，这也是修养的一种目的。 关于修养的境界，儒家追求“圣人”、“君子”的境界。关于修养的方法，儒家提出和实践过许多，比如“立志”、“学习”、“克己”、“诚意”、“正心”、“内讼”、“养心”、“慎独”，“积善”、“主敬”等，内容十分丰富。宋明的理学家们，更加重视修身养性的各种功夫，他们从不同方面，论证了“省察克己”、“操存夜气”、“惩忿窒欲”、“静坐持修”以及“居敬穷理”、“先立乎其大”等思想，发展了儒家修养方法的理论。关于修养的境界和方法，将在第十一章“加强人生修养 提高人生境界”中择其要作较为详细地说明。 道德理论和道德知识同一般理论和知识不同，他要求人们必须亲身去践履这些理论。道德修养如果仅停留在口头上或内心里,而不见之于行动，就永远也达不到现实的目的。因此，中国古代修养论极力倡导“力行”，即道德践履，道德实践。 “力行”首先是“躬行”、“笃行”，就是亲身道德实践，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也。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子语类》）这些都是有关“力行”的很好的论述。“力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事上磨炼”。“事上磨炼”，也就是于艰难困苦中见精神，正确看待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强调逆境对人生的道德价值，孟子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宋代的思想家朱熹强调“道学问”和“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们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 三、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态度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意识，本质上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糟粕。我们必须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加以审视，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1、学习了解，把握要义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的典籍。中国历史留下来的典籍之丰富，内容之连贯，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比拟的，也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优良传统道德，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学习，要了解，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有哪些宝贝，那些精华，也就是说，知道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的有些什么，是些什么，然后才有资格谈继承和发扬的问题。你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继承和发扬就是空话。有了学习了解，才可能有继承发扬，也才有可能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创新。 学习了解中国优良传统道德，首先是从青少年和儿童抓起。李岚清在《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座谈会上讲道：“加强对学生进行我国的优秀道德教育，还包含着从青年、少年和儿童抓起的意思。美德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从小的教育、修养积累起来的”，“但如果我们从少年儿童抓起，使他们从小就接受传统美德的熏陶，他们逐渐就会对这些美德产生亲近感、认同感，最终习惯成自然了”。成年人、青年人从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不够，对中国传统美德了解不多，这是我们过去教育上的缺陷，从现在起应该补上这一课。基本办法就是靠自学，每个人都要有计划地读点古书，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过去的启蒙教材，“四书”、“五经”等经典教材，都应该认真读一读，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经典的句子、段落甚至要背一背。了解掌握一些精华，可以终身受益。 学习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要先弄清传统伦理道德的本来面目，挖掘其本有的含义。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轻易把自己的意思掺进去，以己意曲解古人，或者把己意强加给古人。做到了这一点，进行科学地分析才有可能。比如，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种义利观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一般地认为，凡是君子都是不应该讲利益的，于是有的人就说孔子的义利观是不能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其实，这个理解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意思。“君子喻于义”是就有位者而言的，意思是说。有权势的君子所应该知道的是“应当”。义者，宜也，应当怎样干，怎样干合适，这是君子所应该考虑和知道的事情，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如果与民争利，则百姓就难了。小民百姓则不需要考虑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种地的农夫去考虑如何争取更好的收成，打鱼的想着如何多捕捞，只要谋生求利，养活妻儿父母和奉献君主就行了，那个时代是没有民主的，治理天下是大人的事情，小民对此连半点发言权都没有。所以说，孔子这句话既是个事实判断，又是个道德判断。应该说，孔子这句话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 2、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批判的继承，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经过选择而吸取的道德遗产，根据当前历史进步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根据千百年来人们在思想中所认同的人际关系的一些准则和规范，根据社会主义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予以加工和改造，从而抛弃其封建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吸收其反映人民利益的、科学的、积极的方面。 首先，对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道德我们也应当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即便是传统美德，仍然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赋予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例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继承时都要注意抛弃其在当时所包含的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面，弘扬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调解和理顺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积极方面。再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于其中的“广居”、“天下”、“道”、“志”等，都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及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原则，进行批判继承。对于这一类基本上属于优秀传统道德的内容，只要我们掌握这种态度，就能够更好地加以继承。 其次，对于那些较为明显的精华与糟粕相交织甚至融合在一起的传统道德，更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和认真地加以消化。以义利关系问题为例，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所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论语》中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等，这些思想，应当说基本上是属于精华的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封建等级的内容。这就需要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和利与今天所说的义和利所具有的不同的含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地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例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道德思想，就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况，我们今天在继承时，更应当仔细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一般是指统治阶级的成员或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居下位的卑贱者，有时也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总的来看，包含着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即一方面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义，而没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而在长期的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内，统治者都只强调第一种理解，把他们自身看作是知道大义的，污蔑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从而为巩固他们的统治制造舆论。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应当彻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可以吸收其强调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义的人，而无道德的人是只谋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时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批判的继承，还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是植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特殊的自然经济土壤之中的，是在长期的奴隶阶级和封建阶级所统治的社会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因而，一切传统道德，都不同程度地打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烙印，从本质上来说，是为着巩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稳定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而服务的。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和德目，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为巩固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如果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去批判旧道德，否定旧道德中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内容，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继承。 “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我们的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是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的继承。“弃糟取精”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一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的继承，是经过咀嚼、消化的继承。 3、综合创新，古为今用 “综合创新”是强调在吸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时，要注意进行一种“综合”和“创新”的工作。一方面，对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要择各家之精华，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使之形成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并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加以综合，以创造出先进的精神文明。“古为今用”是强调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伦理道德问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保证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今天弘扬古代的传统道德，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道德才有意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那些有道德的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的新的升华，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时代体现。孔繁森就是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的典型化身。他在对于家庭、母亲、妻子、儿女的关系上都表现出受到中国优良传统道德很深的影响。孔繁森是一个大孝子。这种孝在新时期转化成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转化为对西藏地区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吴玉章同志。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传统道德的非常真实的理想主义者，既深受优良传统道德的熏陶，同时，又对社会主义、对国家无限忠诚。中国传统道德确实很讲孝，孝顺父母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把孝理解成愚忠愚孝，这当然是不对的。孝顺父母在中国来讲确实包含着很重要的思想。中国人认为，孔子讲“三年免于父母之怀”，说一个人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免于父母的怀抱。父母养育了你这么多年，连你的父母都不能孝顺，不能爱，还怎么能指望你去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呢？中国古代认为，孝敬父母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要求，是道德的根本。古人还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只有在那些能够孝敬父母的人中，才能找到国家的忠臣。这就是说，爱国家、爱人民首先要从爱父母做起，要培养这种爱父母、爱学校、爱家乡、爱社会、爱集体、爱国家的感情。中国人有报恩的观念，有恩必报，把“报”作为一种很重要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受恩必报，受了人家的恩惠，一定要报答人家；另一方面是施惠莫记，施了恩惠给人家，不要记在心里。中国传统道德确实对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处世、处人，对社会、对他人的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道德关于做人的思想，在历史上培养出了许多道德素质比较高的人。 从道德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必须植根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对传统道德并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弃糟取精。尽管传统道德中含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的内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可继承的内容。热爱祖国、勤劳节俭。尊老爱幼、惩恶扬善、诚实守信、孝亲尊师、廉洁奉公、团结友爱、律己宽人、谦虚礼貌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乐善好施、反对为富不仁的商业道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精神；人定胜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耻近于勇等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使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发扬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道德，仍然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与墨家、道家、法家思想总是不断地相互影响，又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东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伦理思想家们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佛学的影响。在2 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和佛学有关心性的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有许多优良的内容。 第一是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 早在2400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中，就已经提出"夙夜在公"的道德要求，认为日夜力公家办事，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书经•周宫》中，也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要求，认为从事政治公职，应当 以公正、公平的思想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者百姓就可以信任而归附了；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口号；宋代的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要求；清代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强调要"见得思义"和"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说的"义"，主要是指整体利益的原则，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提倡"先义后利"和反对"见利忘义"的思想，不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起着有益的作用，而且对提高我国现实的道德水平仍有积极作用。 第二是推崇"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强调"推己及人"，关心他人，也就是"爱人"：'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仁"住为自己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从正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特别是当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应当从自己的欲望、感情、意志、追求等方面，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是从反面立论，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别人受到伤害。墨子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第三是提倡人伦价值，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责任 孔子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泰伯》)的原则，认为君和臣都应当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墨子认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强调人伦关系的各方都要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孟子还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的五伦关系，并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在人伦关系中特别强调了"孝"。可以说"孝"是我国传统道德中的核心。《说文解字》中，对"孝"是这样解释的，"孝：子承老也，从老、从子。"这就是说，孝，是指父子之间的关系。 《孝经》是对我国的人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数千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金科玉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推崇备至"，唐玄宗曾亲自为之作序和注解，令人刻于石碑之上，以流传后世，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孝敬亭"内。《孝经》第一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这一段的解释很多。《后汉书•江革传》："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礼记•祭义篇》载："曾子云：'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不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立身行道：立身，独立己身；行道：行己身当行之道。孟子云："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可见"孝"在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在今天我们建设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道德时，我们提倡"孝"，在家庭美德中有其重要意义。 上述观点中含有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我们必须加以剔除，但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则应当加以批判地吸收。 第四是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 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道德，因而，人们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他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并把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人生的最大快乐。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成为无私无欲的"真人"、 "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 第五是重视道德践履。 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奋发向上、切磋践履、养心修身、变化气质，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人格的目的。 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他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人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墨家也非常强调"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意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 以上五个方面，是对以儒家为主包括墨、道、法等各家的中国优良传统道德的基本概括。从这五个基本方面出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又可以衍生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尊师敬业等等德目，还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民爱物、奋发图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历经无数磨难与困苦，但终于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说，这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分不开的。 三、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浴血奋斗，不仅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而且还逐步形成了优良的中国革命道德传统，这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革命道德传统萌芽于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后期，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工人运动，经过北伐战争、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真理、热爱人民、勇往直前和忠于职守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道德财富，是当代中国道德精神的最高体现。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和困难环境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这种精神。在今天，大力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追求真理，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是我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仍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困难。面对这些挫折和困难，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和道德来加以克服。我们更应当大力弘扬革命道德传统中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保卫新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而努力奋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为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中另一重要内容。中国的革命道德，在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中，就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们，总是把为民解难、为民造福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总是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毛泽东曾引用司马迁的话说：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一个人为人民利益而献身，是最值得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人民的利益，无数革命先烈，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英雄模范，为人民的利益，勤勤恳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人民，惟独没有自己"，或者像雷锋说的那样，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们这种崇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对工作和事业的极端负责精神，也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革命事业中，既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有许多平平常常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重要性都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加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世界道德文明成果 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和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同时，还要注意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世界上许多民族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类文明、人类的伦理道德，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处月些芝些，当然，对于一切外国的，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文化思想，同样要批判地继承，决不可以无批判"兼收并蓄"。中华民族的优良伦理道德思想，有着自己独有的民族特点，但我们绝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而是要善于吸收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一切优良道德加以改造，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 怎样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特别是怎样对待西方的文化，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要继承民族的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艾明成果，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他还特别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文化进行鉴别和分析，既要警惕西方的没落文化对我们的腐蚀，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它们的先进的东西。江泽民最近几年来，多次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国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西方的价值观是“重个人”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关于个人的价值、权利、幸福、尊严、自由的价值观。这个特点，既可以凸显西方价值观的优点，也能反映出西方价值观的局限。 从“重个人”的价值观出发，美国的道德教育，是围绕造就“道德成熟的人”来进行 的。所谓道德成熟的人应具有以下6个特征(1)尊重人的尊严；(2)关心他人的幸福；(3)将个人兴趣与社会职责联系起来；(4)为人正直；(5)认真考虑道德选择；{6}探索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总之，道德成熟的人“熟谙道德原则，并能付诸行动和为运用它们而承担责任”。近些年来，美国一些学校开展起“向雷锋学习”的活动，目的无非是要借用雷锋的形象，来宣扬勇敢、诚实、善良、助人、公正、守法、自律等“普遍适用”的美德，而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德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1)人权教育在法国公民道德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2)建立民主生活，使学生获得民主体验和民主作风，这也是法国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3)爱国主义教育。(4)伦理道德教育，即以崇高的道德品质去刺激学生，引导学生产生爱、勇敢、荣誉、正直、正义宽容、仁慈、善良等内容。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准的一个尺度。关爱弱者讲宽容是法国人道德品质的突出方面。对残疾人和弱者的关爱，不仅是行为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成功地把本民族的忧患意识、集团心理、自强精神引上争夺世界经济霸主的轨道，塑造了为其经济发展服务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其中道德教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日本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有： (1)个性教育，即产生个人的尊严、尊重个人、自由自律、尽职尽责的教育。(2)爱国主义教育。(3)人生观教育。即使学生树立人生的目标，寻求人生的意义，体验人生的乐趣，以实现对社会的贡献。(4)国际化教育。就是教育国民熟知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会与外国人密切友好往来与友好相处，树立日本人的形象。(5)劳动教育。即通过树立劳动观念，培养劳动意识，通过劳动体验，培养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思想。 新加坡把合格公民的基本价值观简明扼要地概括为5个方面：(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并且，在共同价值观念得到认同的基础上，弘扬“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进行全民性道德教育，新加坡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培养新加坡公民的爱国意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公民。前总理李光耀在华人农历春节献词中，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八德”视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应该遵守的美德。开展经常性的爱国礼貌运动，加强公民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鼓励人们“处世待人，讲求礼貌“，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文明人”。礼貌运动的内容十分丰富。比如，倡导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道德教育运动；对服务行业进行改进服务态度的教育；对旅游部门进行“礼貌是我们处世的态度“和“微笑服务”的教育。使人们能够在礼貌举动中养成“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谦和”的良好习惯，人们将一些做人的基 本礼貌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德国人的遵守纪律、遵守时间、讲究秩序和喜好清洁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凭着这些特点，德国才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决定着它的未来。 总之，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只要我们能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道德建设的三大渊源和思想理论基础。只有继承、发展、借鉴这些道德成果，才能努力建立好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该贴已经同步到 admin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