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道德的起源和本质、社会作用问题。这也是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所意图探讨的问题。这正是伦理学所探讨的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是思想家们曾用天人关系、人性论、义利关系等范畴和命题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基本观点当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不管是把道德的起源归结为天命、心性，还是神秘主义的道、具体物质的水，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也确有一些思想把道德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具有部分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阶级、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义与利的关系。 2、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德治与法治、德治与道治的关系的关系上。以孔子、管子为代表的学者重视道德的作用，并在不同程度上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儒家主张德治或仁治，即治理国家和社会以道德管理和道德的自我管理为主，德治优于法治。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以体现强制力的政来管理，以体现暴力的刑来统治，则民众虽然免于犯罪，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德来教导，用礼教来教导，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孟子更进一步主张仁治争心为上，人心只能得于仁治。孟子认为”仁政无敌“，仁治的原理和作用在于”得道（有德、行仁）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法家则从当时的乱世出发，反对礼治，主张法治。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用之则乱法”，主张任力而不任德。法家认为“民如飞鸟禽兽”，因此明主对民众的方式是“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必须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即以法治实现相互容忍，放弃仁义实现相互怜悯。但历史一再证明，一味地严刑峻法，放弃伦理管理，同样难逃厄运，如秦朝的二世而亡。 兵家孙子二者兼顾主张文武并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的观点更为全面正确。 道家主张道治，认为仁治是低层次的。老子指出，正因为没有按道进行管理，才提出仁义的要求；处理亲戚关系和治理国家中的伦理管理也是人法违背道法的结果。“大道废，在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老子认为相对于道而言，德、仁、义礼都是次要的，“故失道（偏离道，违背道）而后德（去体现、恢复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所以最重要的是知道、法道、用道的道治，以道法为人法，而不是德治，相应的有效的管理方式依次是“太上知有之（最好的方式是让下属知道有此领导就行了，是无为而治，符合道法），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是畏之，其次侮之。” 2、道德所研究的是人的最高的理想问题、人格追求、人生境界等问题，也就是至善——即个人幸福的实现。社会的至善是社会群体幸福的实现。幸福生活历来是人追求的最终目的。比如儒家追求尧舜禹的大同之世。佛家追求涅   、大彻大悟。道家追求与世无争，得道生天。 3、人性问题：它涉及到道德的起源、本质问题，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培养问题，甚至还涉及到政治道德问题。在人性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视点，尤其是先秦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如性恶论、性善论及性无善恶论。其一，性善论的代表是孟子，他认为人性至善尤水之就下也。其二，性恶论的代表是荀子，他认为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本性。其三，性无善恶论，其代表是告子，他说人性无所谓善恶“性尤濡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其四，性三品论，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等。其五，性有善恶论，代表人物是世硕，他认为人性有善与恶两个方面的矛盾。其六，性善恶混杂论，其代表是西汉的杨雄。 4、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形成问题。它与人性问题、人生境界和政治人才的培养紧密相关。中国历来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问题，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比较重视物质条件、环境影响和道德实践；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则比较强调精神条件和个人修养。古人们也总结出不少道德修养方法，如孟子的静思、寡欲、养性，认为通过自己的“特其志”的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的养心；《中庸》提出的“慎独”，《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内圣而至外王。宋代思想家朱熹强调“道问学”、“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可以说，无论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都积累、总结了大量实践经验，有许多合理之处，也有各自的缺点和局限。 5、道德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善恶责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它表现为“性”和“命”或“义”或“命”的关系问题。儒家宣扬“知命”，又强调“见义勇为”，兼重“义”与“命”。墨家宣扬“非命”，把“力“与“命”对立起来。二是道德评价的依据，即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我国历史上又称之为“志”与“功”的关系问题。墨子和孟子都谈论“志功”，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之”的命题，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从此以后，对此问题争议不多。三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就是道德原则和规范问题。 6、人生的意义问题，即人生价值、人生幸福，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等，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出世入世问题，公私问题等。主要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的问题。 8、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问题。它对于人们的行为、日常生活、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孟子有提出“仁义理智”、“孝悌忠信”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序列；管子则把“礼义廉耻”作为主要道德规范，董仲舒以“仁义理智信”为五常。孟子的“四德”和董仲舒的“五常”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深远的影响。法家提出“废私立公”说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道家提出了无为作为道德的原则等。总之，中国传统道德中关于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都包含着仁、公正、和谐、诚信等原则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