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流派及其起源--墨家及墨子

	1、墨子，也叫墨翟，关于其生平，《史记》上记载的很少，关于他是哪国人，历来也有分岐。一说是鲁人，一说是宋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写了几行：“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在西汉初年，墨翟的事迹己不能确知。可是，各家的记载都说明，墨翟的学派是孔丘以后很有影响的学派。墨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士，早年曾参加生产劳动，是一个出色的工匠，其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止楚伐宋”。也就是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楚国侵略宋国的战争。这段故事如果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的良好的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战而分胜负了。 2、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是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到各地，谁雇用他们就为谁服务，并以此为生，这些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巳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家学说都是这种道德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游侠只要得到报酬，或是受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参加自卫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止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述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其合理性、正当性，这样，一个新的学派就产生了。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一个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地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在平民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维护者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的。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春秋时期，墨子与孔子享有同样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孔学，甚至有超过孔学的可能。墨子虽然出身士大夫之家，但他是从庶民或曰贱人升上来的，而孔子正好相反，是从贵族阶层衰落下来的，这一点也许是分析孔墨学说的钥匙。 孔子出生于周公的封地鲁国，鲁国当时享有“周礼尽在鲁”的盛誉，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他穷一生的精力都在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他认为它们即不正当，也不适用，并且力求用简单一些，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认为古代文化是合理的，正当的，甚至是尽善尽美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则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规范，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他尖锐地批判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并且讥笑儒者“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而孔学的后人子张、子夏对墨家学说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攻击。当时，孔学和墨学并称“显学”，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当代儒学专家任继愈认为，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他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忧患，并且勇敢地揭露和抗议王公大人们侈靡好战，墨子为和平和正义奋斗了一生。他学识渊博，匠心独具，他创立的墨家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家相抗衡的学派。先秦诸子中也有一些非难他的学说，但不论是他的同情者，还是他的论敌，大都赞佩他见义勇为，劳身苦志以救天下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品格，就连激烈辟墨的孟子，尽管骂他“无父”，但也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个利他主义者。《庄子•天下》篇中也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然而，汉以后的数千年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思想家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偏见，大都重复孟子“无父”之辞，对墨子肆意攻击，偶有一两个同情者，如韩愈，也不免戴着儒家的有色眼镜，在墨子身上看出所谓与孔学相同的地方，才替墨子说了几句好话。总之，在封建时代，不可能对墨子作出公正的评价，因而，墨学几乎成为“绝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墨家主张“兼爱”。这一思想及其实践追求，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对维护该制度的儒家学说，都是一种否定与尖锐的批判，它脱离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与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违背了中华民族家族本位的价值与心理情感，因而，墨家受到排拆和否定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到了近代的民主革命时期，墨学又得到一定的重视，可贵的就是他那一点庶民精神。 3、墨家的伦理主张 墨子主张兼爱，这与儒家的仁爱有明显的区别。墨家的兼爱不分等差，不分亲疏，不分先后，他们对儒家仁爱理论中那种分亲疏，分等差，分厚薄，由近及远的爱人之道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爱人的理论，正是造成天下人不相爱的根本原因所在。墨家剥除了人由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性和政治等级性，把人与人之间看成是一种相同族类中各分子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从而建立了兼爱论。 墨子没有看到当时各国统治者之所以互相攻伐和人剥削人的根本原因，而把它归之于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他认为天下之所以祸害连天，就是因为人们不能相爱的原故，他认为“臣子不孝君父”，是乱的现象，乱的原因在于“子自爱，不爱其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其兄，故亏兄而自爱；臣不爱其君，故亏君而自利。”父不慈子，兄不慈弟，君不慈臣，也是乱的现象，乱的原因在于“父自爱，不爱其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不爱其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不爱其民，故亏臣而自利。”也就是说社会乱的原因是因为人人自爱而不相爱，亏人而自利。墨子根据爱是相互的这一原则，又逻辑地推论到“盗贼者亦然，盗贼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至于大夫之间相乱，诸侯之间相争，也是历为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的缘故。墨子认为，既然问题的根源由不相爱而起，那么，在他看来，问题的解决也就很简单，只要相爱就可以了。 在这里，墨子不能理解这种状况背后的社会原因，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人们之间的道德情感上的不相爱，从这种想当然出发，墨子认为治理社会冲突和人我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兼爱。在他看来，假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很明显，在墨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来自于人们的偏爱，当人们只知爱我而不知爱人的时候，当人们只知爱我之亲而不知爱人之亲的时候，当们只知爱我之国而不知爱人之国的时候，人们就会贼人之身，害人之亲，篡人之家，侵人之国，从理论上说，墨子的予头指向了道家的贵己主义和儒家的仁爱主义。 墨子自认为找到了天下祸乱的根源，进而认为，如果人们在思想和情感上消除人我之间的分别，把他人之身看成与己身一样，把他人之亲，他人之家，他人之国看成与己身之亲，己身之家，己身之国一样，把他人的桃李，鸡   ，粮食，衣裘等一切财产看成是自己的一样，不加分析的去珍重，爱护和亲爱，别人就不会对自己施以相恶相贼，因为我去全心全意地爱别人，别人也会全心全意地来报答我，如此去做，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我虽不自爱，而天下人都会来爱我，我不偏爱自己的亲人，而天下之人都来亲爱我的亲人。儒家的《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盛世，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事情是如此的简单，只要人们变自爱，偏爱为爱他利他，兼爱，人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自然就会消除了。 墨家所说的“兼爱”，不仅仅是内心的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实际的利人行为，墨子提出的口号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疾”、“勉”、“劝”三字，体现了一种尽己为人的精神。与助人利人相适应，墨子还主张要“除天下之大害”，即努力止息国与国之间的攻伐，批评厚葬久丧及礼乐制度，提倡节用、薄敛、爱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除天下之害是其兼爱论的另一个方面，乃是为了更好地使天下获得利益。 《墨子•尚贺》提出：“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的为政方针。强调以义为亲之爱之的准则。从人我关系的角度说，兼爱之道是不论亲疏、贫富、贵贱的，而只论其是否遵从于义。一个人如果不为义，即使他是自己的父兄，也不应对之放过，一个人如果为义，即使是路人，也要视之为父子兄弟。总之，对墨家来说，不义的父便不是父，不义的亲便不是亲，为义之父是父，为义之亲是亲，但也不应比别人多给一丝一毫的爱，这种人伦关系，与传统的宗法制度和亲亲、尊尊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己任的孟子对之难以容忍，大骂其“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关于如何实行兼爱之道的问题，墨子提出了三个办法。 首先，君主提倡。墨子认为，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之所以总是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君主不以兼爱为政的缘故，他指出，过去晋文公喜欢穿破衣服，其臣就穿破衣服来上朝。楚灵王爱好细腰，其臣就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面荒肌受，拄杖而行。越王勾践好勇，其士闻言就蹈水火而进，不避死伤。这比实行兼爱困难得多，所以，只要君主大力提倡，实行兼爱何难之有？墨子把兼爱的实施寄希望于君主，他为此象个“劝士”一样，率领门徒周游列国，寻找从政之机。 其次，社会中要有一部分先觉者身体力行。 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救天下人于水火之中，墨子及其团体以自苦为乐，率先行兼爱之道，墨家为了实行兼爱之道，提出了“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的行为原则，在他们看来，人我相处，只有去掉自私自利之心，去掉自己的一切情感、欲望和偏好，以苦为乐，就能减少对人的危害，只有以仁义，兼爱为乐，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回报。《庄子》认为，墨子及其团体是真心真意地爱天下人的，虽然还不能做到遍利天下人，但为之不息的奋斗，虽然自己劳累的身形枯槁也不放弃。《墨子》书载，对于墨子如此不计利益，不怕劳苦的忘我行为，有的人恶意讥笑他“有狂疾”，有的人则善意地劝其放弃，墨子都义无反顾，并说天下愈是自利者多，自己就愈是应当加倍实行兼爱之道，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最难能可贵的。 再次，建立宗教，尊天信鬼。 为了推行兼爱，墨家专门作《天志》、《明鬼》，宣传上帝鬼神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喜欢兼爱，主持正义的。墨家指出，上帝鬼神十分明察，不论人们在何种隐藏的地方做了坏事，鬼神都能够发现，上帝鬼神至为强大，不论人们有多么勇武，有多少坚甲利兵，上帝鬼神都能够战胜。如果人们社行兼相爱，交相利，上帝鬼神都能够明察，并能够“赏善伐暴”。如果人们实行别相恶，交相贼之道，上帝就会惩罚他们。 大概墨家实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有财分人，有力助人，有道教人”的兼爱活动以后，发现了人们并不象他们初始想象的那样会给自己以对等的回报，忘恩负义者有之，以怨报德者有之，乘墨者奉献而自己索取者有之。这不能不对墨者的信念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墨子发明了《天志》学说，他把上帝鬼神作为世间行为的最后仲裁者，人们如果在世间的交往中害人以自利，沾了便宜，上帝鬼神会给以惩罚，把他得了的便宜再夺回来，人们如果在世间的义往中自苦以利人，吃了大亏，上帝鬼神会给其以奖赏，把他的损失给补回来，这样，实行兼爱的人就有了精神支柱，，兼爱之道也就易于推行了。 在这里，墨子把正义的胜利寄希望于彼岸世界，这正是其兼爱论缺乏力量的表现，墨子生活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在道德、情感、心理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灭自私，而兼爱学说却要人们灭除自私，公其身而爱人，这种理论在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它在秦汉以后湮灭无闻，看来也决不是偶然的。 汉以后，墨家作为一种理论和学派是失传了，但它在民间仍然影响了近2000年。比如，在历代的农民起义关于博爱平等、诛暴安良的社会理想中，在历代的豪侠义士们为正义而不惜两肋插刀的人生追求中，墨家思想仍依稀可见。其主要原因在于，在中国思想上，墨家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学说，最能反映劳动大众的需要和利益，意志与愿望。长隔2000年之后，墨家思想曾再度复兴，先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颜元，克欲自苦，习行力学，兼重义利，实际上是复活了的墨家学说。其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墨家又一次得到大力提倡。墨翟取代了孔子，被奉为中国的宗师，墨家思想成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