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与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环境及其影响   任何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实现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出现和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成的深厚物质基础。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除东南及东部面向海洋外，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西南皆与欧亚大陆连接，但却被河流、沙漠或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因此，四周都有天然阻隔、相对封闭便成为中国地理的第一大特点。具体来说，中国西部是被称为亚洲中轴的帕米尔高原，它向四方伸延出几条大山脉，把亚洲分为东亚、西亚、南亚和北亚。这里高山峻岭，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且汉代已开通了丝绸之路，然而这干寒荒凉之地，在古代却是难以逾越的；中国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它是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分界，难以逾越。另外，西南的横断山脉及其江河、热带丛林也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天然阻隔；中国北部是广漠无垠的草原和沙漠，地势起伏不大，然而中国古代，从贝加尔湖到外兴安岭一线南、北族人因严寒等原因又几无交往，形成了一个人文空间带；中国东部及东南是广阔的海岸线。 中国地理的第二大特点是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具体来说，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以北、以东为第二阶梯，海拔在2000-1000米，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地形复杂多样；第三阶梯为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云贵高原东侧一线以东的中国东部地区，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海拔200米以下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红土盆地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中国地理的第三大特点是季风气候显著，各地干湿冷暖差别悬殊。就干湿度而言，中国大陆以距离海洋远近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由湿润、半干旱到干旱的逐渐递变。东部阶梯除华北以外一般湿润多雨，中部阶梯除云贵高原以外一般为半干旱、干旱气候，西北内陆则成为最干旱地区。就冷暖度而言，中国大陆由南向北以名山大川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的渐次递变。具体说，台南、滇南一线以南为热带，以北至秦岭、淮河一线为亚热带，以北至长城一线为暖温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大兴安岭、黑龙江一带为寒温带。 运动、变化是事物的永恒规律。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理环境也不例外，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地形地貌方面，从辽东湾到杭州湾的大部分沿岸地区都是最近二三千年陆续成为陆地的。许多大江大河都有过决口和改道的历史，尤以辽河、海河、黄河、淮河最为突出。许多湖泊的形状、面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甚至消亡，如洞庭湖、罗布泊、梁山泊等。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漠扩大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西北地区，许多绿洲和繁华城市消失，如古楼兰文明。气候方面，西北内陆在地质史上曾经是温暖湿润的地方，猿人时期今华北一带也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那时，森林茂密，河流纵横，沼泽四布，虎、豹等凶禽猛兽时常出没，马、牛、羊、鹿等食草动物成群结队。尧舜禹时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近万年来，中国气候总的发展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干凉，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的亚热带分界线在华北燕山一线。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近3000年来，我国先后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出现了四次低温期。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一体格局。中国自然地理的第二、第三大特点是东部低平而湿润，西部高亢而凉干，由此，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东南、中原以农耕为主，而西北以畜牧为主的人文生产景观。这与欧洲农牧相间结合、亦农亦牧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同时，由于从南到北温度和干湿度的变化，决定了淮河、秦岭以南的中国南方产业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淮河、秦岭以北至长城的中国北方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长城以北则以游牧业为主。1933年，我国学者胡焕庸就提出，自东北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直线，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占地42.9%，人口占全国总数的94.4%；西北占地57.1%，人口仅占全国总数的5.6%，这便是国际学术界著名的“胡焕庸线”。由于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文明起步较早，历史上还形成了各民族内聚，多元文化类型融合的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是文化的封闭性大于开放性。中国四周的天然阻隔和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特点，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外开放、向外进取的条件和动力。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中华先民的勤劳智慧，使古代中国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度，因而产生了“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自我陶醉、自我封闭观念。 长期以来，由于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的中原、东南农耕区域，因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不足的矛盾，人们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时日积久，便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并由此培养了中华民族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但同时，由于长期的农耕生活和对土地的过分依赖，又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影响了对外的扩展与开放。中国古代“五刑”（死、流、徒、杖、笞）之中，流刑仅次于死刑，就是强迫犯罪的人远离故国、故乡、故土，利用地理环境和心理因素对之进行惩罚。戍守岭南的50万秦朝罪徒都是这种刑罚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是农耕经济，农业给古老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因之，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经济基础。 关于我国农业的起源，史籍中有许多说法，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有的说是炎帝之子柱，有的说是周人始祖弃，而司马迁则说农业为黄帝发明。目前考古证明，农业至少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到来之际便已存在了，并不是某一两个英雄人物的功劳。大致说来，黄河中下游一带的远古居民是粟、黍等旱地农作物种植的发明者，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远古居民是稻这种水田作物种植的发明者。 大约在5000-4000年之前，中国北部的气候发生了由温暖向凉干的转变，这就导致了长城以北地带的产业结构由原来以农耕为主向以游牧为主的转变，并由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城以南的农耕经济和长城以北、以西的游牧经济的分野。 中国古代的农业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验积累，中国农业生产在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主要表现在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灌溉工程的大量兴修、耕地的大量垦辟和小农经济的出现等方面。秦汉时期，由于楼车、代田法的出现及以铁犁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促使农耕区向西北方向扩展，江淮之间、关中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灌溉区，全国垦田面积达到800万顷，人口5900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水平迅速赶了上来，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及巴蜀一带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区。隋唐时期，中国农业经济重心开始移向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地，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宋元明清各代，中国的农耕和养蚕重心一直在南方，南方的粮草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的运往北方。唐宋以来，筒车、曲辕犁、梯田、施肥、套种、育种、园艺、农书等为代表的工具、工艺或技术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棉花、花生、玉米、番薯等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引进。清末，中国人口已达4亿。正是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才支撑了中国这一庞大的人口基数。 纵观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可以看到如下特点：一是成就突出，起步早，水平高，发展稳定且从未中断。二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三是精耕细作，农桑结合，粮棉结合，集约化程度高。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所有民族的人民，即中华民族，包括历史上延续至今的和已经消亡了的民族。 目前，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已能粗略勾勒出我国远古人类进化的轮廓：猿人，又称直立人，在我国发现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距今170万年至10万年；古人，又称早期智人，在我国发现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等，距今10万年至4万年；新人，又称晚期智人，在我国发现有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距今4万年至1万年。上述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测定证明，中国的远古人类都属于蒙古人，即黄种人，其特点是铲型门齿。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从这些来自远古洪荒时代的人类开始的。 新石器时代，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典型，这便是后来华夏集团的前身。它包括三大族团：西北的华夏集团，包括黄帝、炎帝、祝融等族；东方的东夷集团，包括太昊、少昊、蚩尤等族；南方的苗蛮集团，包括三苗、伏羲、女娲等族。按照先秦文献的记载，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在涿鹿打败了蚩尤，不久，黄帝又在阪泉打败了炎帝，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以禅让的方式担任联盟首领。 经过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华夏与蛮、夷、戎、狄经过长期的影响而融合为一体，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华夏族。 秦汉之际，华夏族在同周边民族的冲突与交往中逐渐有了“汉族”之称。秦汉虽然实现了统一，但统一的只是农耕区域。与此同时，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建立起了多民族的游牧汗国，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中国历史由此出现了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汗国并存对峙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乘中原混乱之际纷纷内迁并建立政权。虽然这些政权都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它们对中原汉文化都一致认同，于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的活力和气魄空前强大起来。隋唐时期，在中原文明的强大吸力下，周边各族纷纷臣服，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被拥戴为“天可汗”，而唐朝又通过周边各族的中介作用，把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传播到亚洲各地，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五代宋辽夏金时期，虽然南北对立分裂，但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传统礼制作为治国方略，长城已不再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界限。元明清时期，中华各民族在中央政权的推动下，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的趋势继续发展，长城作为阻碍南北的心理界限已基本消失，中华民族在深层上实现了南北混一、天下一统。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秦汉以后，长城一线不仅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对垒的界标，同时又是两者之间通过战争、迁徙、和亲、互市等形式实现经济互补和文化融合的纽带。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周期性南下，虽然破坏了中原农耕文化，但相伴而来的还有北方民族那种充满活力的刚劲气质，又是对稳健儒雅的中原农耕文化的补充。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虽然数次入主中原，但后来自己反而被“同化”，不得不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与礼乐制度，这就极大地壮大了汉民族实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宗法制度的长盛不衰和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达。 所谓宗法，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尊祖敬宗的前提下，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的家长制。父系氏族公社后期，父系家长支配着家族内部的所有财产及成员，具有很高的权威。他死后，其权力和财产需要有人继承，于是习惯上便规定了一定的继承秩序。 商代，宗法制进一步发展起来，商王及各级奴隶主的继承实行“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制度。家族长称为“子”，在家族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妻之外还有众多的妾，于是嫡庶之制便应运而生了。西周时期，宗法制趋于严密。在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优先继承权的前提下，又增加了庶子继承的原则，这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庶以贵不以长。”宗子享有许多特权，如主持祖宗祭祀，掌管本族财产，决定本族成员的婚丧事务，教导或惩罚本族成员等。西周的宗法制与等级制、分封制互为表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层层相属、代代相袭的政治权力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讲，西周的各级行政机构正是扩大了的宗法系统。 春秋争霸，周天子地位旁落，宗法制开始动摇。战国变法，普遍限制贵族特权，宗法制受到致命打击。原来在宗族中居于支庶地位的一些成员，由于军功、力田、经商等原因而上升为显贵或豪富，于是他们不再愿意受共居共财原则的束缚，也不再愿意继续尊奉并受制于名义上的宗子，这样，宗法制便瓦解了。 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基本精神却以另外的形式顽固地存在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这就是家族制度或者叫宗族制度。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随着东汉庄园经济的发展，强宗大族势力再度膨胀，他们收徒附、置部曲、筑城堡，富甲一方，称霸乡里，甚至操纵地方官吏，过着半割据的日子，经过汉末战乱终于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门阀士族以阀阅自诩，相互标榜，操纵选举，累世为官，在社会上的势力和声望往往是累代延续。当时，江南有朱、张、顾、陆，山东有崔、卢、李、郑，关中有杨、韦、裴、薛。 宋代以后，修族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等这些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家族制度的具体内容被人们逐渐接受了下来。这些做法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千年历史，甚至影响到近代和现代。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存在着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且不断得到强化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 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一个皇帝独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它规定：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为保证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官员一律由皇帝任免。三公是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政）、御史大夫（掌监察），九卿是奉常（掌宗庙礼仪、占卜祭祀）、郎中令（掌侍卫、传诏）、卫尉（掌宫门守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狱司法）、典客（掌外交）、宗正（掌皇族事务）、治粟内史（掌财政）、少府（掌山泽之税）。汉承秦制又有所发展，武帝时常破格提拔一些人组成“内朝”，以压制丞相为首的外朝。东汉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然而“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拥有真正实权。曹魏时设中书省，掌机要，尚书台沦为执行机关。晋代设门下省，南朝时逐渐参与国政。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三权分离，相互牵制。三省是中书省（制定政令）、门下省（审查封驳）、尚书省（贯彻执行），六部隶属尚书省，分别是吏（官吏任免）、户（财政税收）、礼（礼仪选举）、兵（军政）、刑（刑法）、工（工程匠作）。宋朝形式上沿用唐制，但实际上政事堂、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另设三司掌财政。元朝废门下、尚书二省，以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大权。明初废中书省及丞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台改称都察院。成祖以后，大学士逐渐参与机务，内阁产生。清朝沿用内阁制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但实权却先后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