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科举

	形式多样的教育机构 1、不断发展完善的官学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独立的教育机构——官学产生。早在夏朝，就有了学校——“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殷商时代，学校已有大学、小学之分，“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右学，大学，在西郊；左学，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周时代教育机构进一步完善，学校分国学（中央官学）和乡学（地方官学）两类，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国学校前半环于水而得此名）。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分为五学，辟雍居中，四周分别设东、西、南、北四学。在地方上，25家为闾，闾有塾；500家为党，党有庠；3500家为州，州有序；12500家为乡，乡有校。这些官学对入学的学生有严格要求，一般来说，只有贵族子弟和有极少数“国直俊选”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一般只能入乡学，至于下层的奴隶子女，根本没有入学的资格。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各诸侯国纷纷举办教育。 汉代官学亦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官学主要是大学，地方官学即所谓郡国学校。大学的初始形式虽然产生与周代，但严格地说，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应始于汉武帝创立的太学。太学的教师为“五经博士”，其领袖叫“仆射”，东汉改名“祭酒”。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始为太学学生建校舍，能容纳万人，规模巨大。东汉太学学生最盛时曾达三万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当时明确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聚（自然村）设序。这样，从中央太学到郡国学、校、庠、序的封建教育体系就正式形成了。汉代学校制度为后来学校制度的发展和完备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总的说，这个时期的官学是衰颓的，只有个别朝代和个别地区的学校短期内比较发达。晋代分为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前者限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内设祭酒1人，博士1人，助教10余人；后者为平民子弟所设，立博士19人。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也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所派。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称之为“四学制”，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这对后世专科学校的设立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唐代教育复兴汉代教育的传统，同时又继承魏、晋以来学校教育的成果，并全面地加以发展，使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高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称“六学”。国子学设博士5人，直讲4人，五经博士2人，学生300人；太学设博士6人，助教6人，学生500人；四门学设博士6人，助教6人，直讲4人，学生1300人。此外，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宫设崇文馆，既所谓的“二馆”；尚书省祠部设崇玄馆，太医署设医学，太卜署、司天台、太仆寺等都有自己的所属学校。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等地方学校通设经学、医学两类。 宋元明清时期，大抵沿袭唐代学校体制。京师设有国子监及贵族学校，地方则设有府州县学。地方学校规模大小不等，彼此之间不相统属。至清代，地方学校已发展到1700余所，学校体制已相当完备。 2、经久不衰的私学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不仅留下了《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教育经典，而且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其中以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正是由于孔子开一代风气之先河，才打破了官学垄断学校教育的传统格局。私学的产生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轨道，私学在教学方法、教学体制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一步。 汉代接受私学教育的人，同样可以出仕，于求官无碍，因此，当时经师私讲之风日盛，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甚至有压倒官学之势。相当于太学的，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相当于小学的，称为“学馆”、“书馆”、“书舍”等。汉代凡未从政或罢官还乡、或未得博士称号的经学大师，都从事私人讲学，收徒教授，人数多达百数上千人。东汉有名的经师马融教养诸生数千；蔡玄学五经，门徒常千人；西汉著名经师大儒董仲舒致仕以后，在家收徒讲学，著书立说。 魏、晋、南北朝战乱不息，官学若有若无，大批学人不能进入中央或地方学校读书、执教，私学应时而兴。三国时期，既有像“书舍”这种相当于蒙学的学校，也有由名师开办的私人学校。两晋名儒聚徒授业，生员常达数百乃至上千。南北朝时期，不少私学大师不慕荣利，绝意仕途，潜心钻研学术与收徒讲学。 隋唐时期，官学繁荣，私学亦颇兴旺，名师大儒聚徒讲学之风依然盛行。隋代儒师王通的弟子遍及各郡国，唐初有名的卿相皆出其门下；唐代颜师古以考定五经著名，在未显达时便“以教授为业；”韩愈研习古文，以独孤及、梁肃之徒游学，锐意钻研，遂成一代文豪；柳宗元被贬柳州，江南的士人不远千里皆随其师法，而入其门者多为名士。 宋代以后，除书院以外，乡村私立的蒙学也非常普遍，其中家塾是最普遍、最方便的教学形式。蒙学教材多是字书，著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流传广远，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教育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由于私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由讲学的精神，能和社会上新兴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官学教育垄断的格局，改变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状况，使教育活动开始从政治活动中相对独立出来，开始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在学术传授、教学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点。 3、后起之秀——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唐皇室的藏书、校书之所，被称之为“丽山修书院”、“集资殿书院”，并不是聚徒讲学的地方。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北宋初年，讲学之风勃兴，书院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门生的重要场所。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 南宋是书院的兴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堪称空前。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南宋占136所。南宋书院的突出表现，就是它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教学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后来的书院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当时书院的主持人或主讲大都是著名的学者，书院的讲学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深入发展。二，教学实行“开放”政策，学生可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对于外来的学生，书院设专人接待，这比一般学校的关门办学和门户之见要进步许多。不同学派、门派的学者可往来问学“讲会”，进行学术交流，不同思想可出现在同一书院的讲坛上，体现了一定的“争鸣”精神。三，教学中注重问难辩论。当时的书院一般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重在自己理解，教师只对学生的疑难作解答或分别指导，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四，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师生之间情意深厚，尊师爱生的传统体现得尤为突出。 明清两代，书院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明朝中期，湛若水和王阳明大兴讲学之风，丰富了“讲会”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书院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书院达1500所以上。但是，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是矛盾的，封建政府力图扼制自由讲学之风，围剿所谓“异端”“邪说”，多次用残酷的手段大规模地摧毁书院。明朝中后期相继出现了四次毁院行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发生的对东林党的大残杀。当时宦官魏忠贤不仅残酷杀害东林党人，而且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演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幕惨痛的悲剧。另一方面，自元代至清末，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日趋严格，加强了财政、思想上的监督，允许书院推举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使官学、书院、科举逐步一体化，书院从民办逐步纳入官办，失去了书院的本来特色。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正式下令官办书院，从此，书院开始从僻寂幽静的山林向中心城市发展，各省城相继建立了书院，直隶保定的莲池书院便建于此时。 清代书院虽然已官学化，但由于政府的允许和经费有所保证，学生有参与科举考试的出 路，起发展又大大超越前代。在清政府统辖的19个省区中，书院遍及城乡。直到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书院改成学堂，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才在经历1000余年后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4、各式各样的专门学校 中国最早的专门学校是东汉的“鸿都门学”。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创办了一所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校，因校址设在京城洛阳的鸿都门而称为“鸿都门学”。该校专门招收一些没有名望的贵族子弟，其教学内容为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学生毕业后可以封官拜爵。它的设立，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把学校的概念从单学儒家经典扩大到非经典的教学，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各种专门学校的设置开辟了道路。 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用学科学校。以医学为例，分为医学、针灸、按摩3个专业。医学包括5科：体疗（相当于内科，7年制）；疱肿（相当于外科，5年制）；少小（相当于小儿科，5年制）；耳目口齿（相当于五官科，2年制）；角法（拔火罐等疗法，2年制）。针灸教学生了解经脉和穴位，熟悉各科症候，掌握九种针法的运用。按摩教授学生消息引导的方法，学会治疗风、寒、暑、湿、饥、饱、劳、逸等8种疾病，还兼习正骨术。药学和药园设在一处，教学生识别各种药材、掌握药材的种植和收采储存制造等项技术，教学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实习，培养动手能力。这种实用学科学校的建立，比西方早1000年左右。 二、内容丰富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到朱熹、王守仁，犹如群星般灿烂耀眼。他们留下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闪烁着智慧之光，富有启迪意义。 尊师爱生、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学思结合、由博返约、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官制度，在为封建国家发现和选拔了不少人才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一、科举以前的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尊贤，一是选士。“贤”是指有道德的人；“士”是指有见识有才干的人，两条实际上是一条：选用人才。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大都懂得礼贤下士和任贤选能；相反，那些低能的政治家则一味地排斥异己和嫉贤妒能。 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官吏的选拔主要实行“世卿世禄制，”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统关系，子孙世代做官，国君不能随意任免。选士做官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士的数量越来越多，士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到管仲为相的齐桓公时代，已形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居第一。各国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纷纷招贤纳士，如燕昭王筑黄金台广招贤才；贵族和士大夫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纷纷开门养士，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各养士数千人。 由秦及汉，进入封建集权时代，统治阶级需要大批为它效命的人才，当时的选官办法有两种：一是察举，二是征辟。所谓“察举，”就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员经过考察把所谓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由朝廷授予他们官职。察举的对象主要是官府的属吏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察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秀才”（才能优秀的学生）、“孝廉”（孝敬廉洁者）、“明经”（通晓经义者）等。对被举荐的人员，朝廷有时要进行考试，方法是由皇帝提出政治或经义方面的问题，称为“策问”。然后把这些问题按难易程度分为甲、乙等科，有被举荐者抽选对答，称为“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汉武帝即位那年（前140）察举的百余名贤良方正之一，以古今之道对策被录用。被荐之外，也可以自荐。历史上有名的滑稽大王东方朔就是靠自荐和善辩，获得汉武帝信任，留侍左右的。所谓“征辟，”就是由皇帝和官府直接聘请有名望的人来做官。“征，”是由皇帝来聘请，“辟”是由官府来聘请。扬雄以文才闻名当世，被汉武帝就直接召用为“郎中”；科学家张衡最初被汉安帝征用为“郎中”，以后升为太史令。此外，汉代还实行所谓“任子”制度，即担任“二千石吏”（郡太守）以上的官员，任期满3年以后，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1人任“郎官”，苏武就是由父亲保举做官的。史书里所说的“少以父任为郎，”就指的是这种任官制度。西汉的选官制度尽管为朝廷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也暴露了一些弊端：首先是选拔的范围有限，多为官僚和富豪子弟；其次是以财产为入选标准，所选未必都是贤才，正如歌谣所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看到了这种弊端，颁布“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魏文帝曹丕当政时，采用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将被选者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通过由朝廷任命的“中正官”的品评，按等录用。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逐渐发生了变化，中正官由豪门贵族把持，选取标准以门第为重，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选官制度沦为门阀制度的工具。到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子弟只凭自己的显贵门第，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二、科举制的产生与发展 科举就是分科举人、分科选拔人才之义。隋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开皇八年（588）以“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选拔人才。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设立“进士科，”以考试策问取仕。进士科的设立，标志着科举制的真正开始。科举制的实施，是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因为它彻底破除了魏晋以来以门阀高低作为取人标准的腐朽制度，打破了由豪门士族把持国家政权的政治格局，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并由此壮大了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成为此后千余年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创的科举制。科举分两类：一是常科，二是制科。“常科”就是每年举行的考试，设立的科目不下几十种，常见的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等，但以应考明经、进士两科的人数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考试最受尊崇，报考的人数最多，录取最严格。“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立的科目，也叫“特科”。参加常科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中央及地方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另一种是不在学校的读书人，可以向所在的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合格后到京城参加考试，这些人称为“乡贡”。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主持，有吏部考工员外郎任主考，后因考工员外郎位卑望低，唐玄宗时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因此也叫“礼部试”。考试地点起初在京城长安，中唐以后有时也分别在长安、洛阳两都举行。考试时间在每年春季。考试的内容和录取标准，各科并不相同。以进士科为例，规定“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和《礼记》）。经策全通为甲第，经策通四为乙第。”所谓“时务策”就是经邦治国之时事政治。所谓“帖经，”就是背写经文，即由主考官任选经书一页，遮盖左右两边，中间只露一行，另剪纸为帖，遮盖数字，让考生背写出来，全对即全通。唐高宗时，又加试杂文两篇（即一诗一赋），以测试考生的文采。诗的题目和韵脚都有极严格的限制，题目前冠以“赋得”二字，这类诗很难做好。后来，凡是先有题目而后有诗的，也冠以“赋得”二字。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即是后一种情况。至于制科考试，通常都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全凭皇帝之兴。 考试合格被录取称为“及第”、“攫第”、“登第”、“登科”，考不上叫“落第。”进士及第就叫“进士第，”第一名叫“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他们都是主考官的“门生。”及第以前，他们的身份都是平民，称为“白衣”或“布衣”；及第以后，就算有了出身，具备了做官的资格。礼不考试合格后，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才能授予官职。选试包括身（容貌）、言（言谈）、书（书写）、判（表达）四个方面。选试的科目也分“博学宏词”和“拔萃”等。前者主要测试文章论述，后者主要测试司法判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即是在考中进士后因前者授“集贤殿正字”（负责校勘典籍的官员）；而白居易却是在中进士后以后者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也是负责校勘典籍的官员）之职。新进士先要到杏园去举行宴会，由两名年少英俊的进士采集名花点缀盛宴，称为“探花使，”宴会则称为“探花宴。”所以诗人孟郊在中进士后写诗道：“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随后到慈恩寺塔（即今大雁塔）下题名，称为“题名会”或“雁塔题名”，以求流芳百世。如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考中进士，同榜进士17人，白居易年龄最小，时29岁，因此作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年少。”武则天当政期间，改革科举制，创立“殿试”（皇帝亲自住处考试）、“武举”（通过考试选拔军事人才）和“南选”（在文化比较落后的西南地区开科取士），对科举制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宋代科举制有三大特点：一是主考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加强了皇帝对科举考试的控制，使其人才的选拔更能符合统治者的心愿。二是皇帝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成为定制，由皇帝决定录取的名次，被录用者称“天子门生”。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按三等发榜，称为“三甲”：第一甲由皇帝赐以“及第”名义，第二甲赐以“出身”名义，第三甲赐以“同出身”名义，三甲都可直接授官。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三舍法”，把国子监的学生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外舍生三个等级。在校考试成绩优秀的，外舍生可以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可以升为上舍生。如果考到上舍上等，就可以直接授官；考到上舍中等，可以直接参加殿试；考到上舍下等的，可以参加京城的省试。由于理学在宋代的发展，宋代的科举选官特别注重考生对理学的考查。 明清两代科举的正式考试也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录取，考试内容以八股为主，每级考试都严密而繁琐。院试要经过三次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合称“童生试。”参加考试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这三次考试及格以后，就叫“生员，”也叫“诸生、”“庠生”、俗称“秀才”。有了秀才的资格，才能参加乡试。县试由知县主持的考试，考期多在每年的二月。参加考试的童生先要向本县衙门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并且还要由同考的五个童生连环作保，称为“童子结，”此外还要本县秀才的廪生（由政府按时发给生活补贴的生员）作保，称为“廪保，”保证不是冒籍、匿丧，保证出身清白，不是娼优皂隶的子孙，才能参加考试。县试及格称为“出案，”第一名叫“县案首。”府试由知府主持，多在四月间举行，其报名方式与县试基本相同。府试第一名称为“府案首”。院试由朝廷委派的学政主持。学政轮流到各府主持院试。报名手续除童子结、廪保之外，还另加派保，即同县几个廪生连环作保。在考生点名入场时当面核对。院试及格，就取得了秀才资格，被送入县学或府学学习，称为“进学，”第一名就叫“院案首。”入学之后，要换穿蓝袍，俗称“蓝衫”。这些生员依据成绩分为贡生（送入国子监学习的学生）、廪生、增生（廪生原有名额以外增加的廪生）等等。这些人都具有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是一省范围内的考试，参加者必须是秀才。主考官为朝廷任命的朝官，地位高于学政，但要回避原籍省份。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时间在秋八月，故又称“秋闱”，地点在各省城（包括京师）的贡院，贡院的外墙很高，上植荆棘，故又称“棘闱”。贡院内分成许多考棚，以《千子文》编为号舍，考生要经过严格搜查才能入场。发榜时正值桂花开放，因而叫做“桂榜”。乡试及格者都叫“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是解送朝廷录用之意。中举以后，就算正式入仕，可以被人们称为“老爷”。既可以参加会试，继续上进，也可以要求担任教职，去做学官，甚至还可以参加大选，候补知县。《儒林外史》描写的“范进中举，”指的就是乡试。 会试是全国范围内的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举行，时间是春三月，称为“春闱”，因由礼部主持，所以又叫“礼闱”。发榜时正值杏花开放，故称“杏榜”。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均有一、二品大员担任，并且必须是进士出身。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是举人，已经做官与尚未做官的均可。各省举人进京，由地方政府发给路费。考试地点在贡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会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会试之后接着举行殿试，地点在今故宫保和殿，由皇帝亲自主考，有时只设御座，而由钦命大臣宣读考题，清代一般由亲王担任。应试者必须是贡士，考中者称进士。发榜时采用金榜，叫“金榜题名”。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前十名名次决定之后，皇帝首先接见，称为“小传胪”，然后再于太和殿接见全体进士，称为“大传胪”。接见时，御旨宣布名次，同时宣布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取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大传胪之后，由礼部赐“琼林宴”，到孔庙拜孔子，而后由礼部将进士的名字刻碑立于国子监，称为“进士题名碑”。殿试之后，还有一次朝考，目的是分配官职。状元、榜眼、探花不参加朝考，按惯例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按会试、殿试、朝考三项总成绩分别授“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和知县等。庶吉士为学习研究性官员，三年期满才授实职；主事为实习性官员，3年后才能转正。以上是按规定举行的考试，称为“正科”，学生三年才有一次机会。朝廷为了延揽人才，常在皇帝即位或其他国家大典时特别增加一次考试，这叫“恩科”。现在北京孔庙院内，存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118座。从明永乐十四年（1416）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刻进士姓名51624人（包括少量元代进士）。 三、科举制的流弊与功过    科举制同其他事物一样，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包含了它的负面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一般读书人养成一种侥幸进取的心理，认为只要一登龙门，便可身价百倍，因而寻章摘句，死记硬背，并不在实际本领上下工夫；二是全国举子甚多，而录取的名额又十分有限，考中实在不易，于是举子门不得不找靠山，行贿赂，通关节，走后门，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正直之人往往屡试不中。三是形式呆板。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取士，其流弊更甚于前代。人们为了应试，不得不学做八股，人的灵气和才思全被淹没了。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愈发腐败，考官和考生试场作弊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清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乡试，在南京贡院举行。正副考官私通关节，贪赃枉法，致使江南举子千余人抬着财神爷到孔庙示威，并用一副对联嘲讽两位考官：“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即使是殿试，皇帝有时也胡乱取士，如永乐皇帝有一次见殿试状元为孙曰恭，认为“曰恭”二字组合为“暴”，于国大不吉利，一笔把他降为探花，另取一名叫邢宽的为状元，据说是“以宽压暴。”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科举制。如前所说，由于它打破了门阀制度的限制，给更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使国家和民族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国家管理高层的正直的有才之士，也确实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唐代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头名状元。应当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确还是有才能有成就的。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歼佞之徒，则多数不是通过科举考试上台的，如唐代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北宋的高俅、南宋的贾似道、明代的魏忠贤、清代的和珅等。这些人因为不学无术，只能靠奸邪手段向上爬，一旦大权在握，便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唐代以来的大学问家、书画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大多数是通过进士及第才得以施展抱负的。诸如刘知己、韩愈、陆游、包拯、文天祥、杨慎、史可法、林则徐、魏源等等，文天祥、杨慎还是头名状元。一般说来，由科举为官的人，因为出身比较贫寒，又专心致志读书，所以居官后尚能比较清正。比如寇准、范仲淹、包拯等。与寇准同时的吕蒙正，小时寄居佛寺窑内，靠和尚施舍在窑内读书，后一举中状元，曾三度出任宰相。史书上说他是“质厚宽简，知人善任。”宋真宗曾问他：“你得儿子哪个可以任用？”他说：“我的儿子都笨如猪狗，但我的侄儿吕夷简却有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由科举入世，到宋仁宗时果然出任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