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谷运河文化的历史考察

	京杭大运河的畅通造就了一个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引起区域间的物质、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融汇，促进了广泛的社会流动，这些都是推动阳谷社会经济文化兴盛繁荣的原因。 　　阳谷运河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本土的、传统的文化基因，也有外来的、新生的文化因素。就物质文化而言，京杭大运河阳谷段范围内属于以农业文化为主导地位的黄河下游文化区，在运河交通最发达的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外来物质文明的不断渗透，在阳谷运河范围内出现了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交融的格局，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就精神文化而言，阳谷运河范围以齐鲁文化为母体，随着运河交通的发达，东南的吴越文化、荆楚文化、西北的秦晋文化、燕赵文化传入阳谷，使阳谷运河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从而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母体文化，又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化的特殊的文化环境。阳谷运河文化的内容极其广博，举凡商业文化、城镇文化、漕运文化、市井文化、宗教文化、民风民俗文化等等都表现出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点。 　　自古以来，阳谷大部分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适宜耕织，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区，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正是受这种小农经济的制约，加上伦理纲常说教的长期盛行，使这一带的民风一向以节俭、质朴为其特色。据史料记载，阳谷在弘治、正德以前“人情简朴，务稼穑”，正德以后随着运河漕运的繁荣，人们的商业意识增强，以张秋、阿城、七级为中心，由南至北沿运河向四周扩散，传统的民风民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变革，商业文明日渐兴起。     嗜酒与尚武是明清时期阳谷社会风俗的突出特点。这种习俗的形成，既与一定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这一带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也与大运河的兴衰隆替有关。乾隆年间，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向皇帝上奏章说：“阿城、张秋------向多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返运渔利”（岳秀峰《题为清禁收麦作曲以重民食疏》）。每到麦收之际，富商大贾往往“挟持巨赀”前来，“广收新麦”，制酒售曲，蔚然成风，由明入清皆然，政府虽屡禁而不止，被巡抚视作酿酒制曲据点的镇子在整个山东省不足十个，阳谷有其二。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0《品酒》中所载：兖州府寿张县（今属阳谷县）产的“三白、桑洛不亚于南酿”。与酿酒业发达一样颇有名气的，是阳谷人的豪饮之风。武松醉酒赤拳打死猛虎之类的嗜酒英雄故事数不胜数。喜欢喝酒，喝白酒，喝烈性的高梁酒，是阳谷人的群体特征。     喝烈酒与尚武重义又有不解之缘，阳谷好汉辈出，民风剽悍，武松、王伦以勇敢好武名闻天下，连西方人都了解阳谷人“好武”和“好义”的秉性（周锡瑞《义和团运动起源》）。康熙年间，在府治聊城，来赶考的阳谷武秀才们还集资在粮食街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切磋武艺研读经史的场所。阳谷人武艺在身，又轻生死，重然诺，于是这一带成了镖师、拳手和绿林好汉的摇篮。寿张、张秋、阿城、七级这些城镇中的拳师、镖行也名闻南北，经大运河南来北往的富商巨宦，多数愿在这里雇佣镖师，护送三行货物、金钱，南北往来，经商贸易。     运河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明清时期，阳谷不少镇不但是经济名镇，而且也是文化名镇。如张秋镇就建有文庙及安平书院，以及专门刻印、经营书籍的保华书局，有寺、庙、观、祠40余处，并有戊己山、挂剑台、平河泉等名胜古迹。过往达官显要及文人墨客，多在此流连宴饮，题诗作赋，留下许多佳作及文坛佳话。张秋镇的木版年画名显南北各地，其工艺源自晋南，而题材、体裁上又独具自己的特色。年画品种不下300个，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沉着亮丽，畅销京津及东北各地；其规模及工艺水平直追天津杨柳青及潍坊杨家埠。张秋镇的群众文艺及民间文学，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至今仍在流行的龙灯、竹马、挽花船、高跷等民间舞蹈，以及《拉篷号》、《摇橹号》、《拉纤号》、《一路风顺起》等船夫号子、夯歌等，也明显地存在着南北文化交融及运河影响的痕迹。长篇小说《金瓶梅》则与阳谷运河区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阳谷运河一带的方言、地名、人名。《金瓶梅》所描写的对象，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市民阶层，阳谷运河区域经济、人文的变革与发展为作者提供了丰润的土壤。     阳谷浓郁的文化氛围，既促进了官学发展，又推动了民办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的兴盛。明朝后期，由于运河的通达阳谷建立了不少书院，诸如寿张的寿良书院和凤城书院、张秋镇的安平书院、阿城镇的柯亭书院、七级镇的冉子书院等。嘉靖年间，王阳明的心学学说在阳谷一带也迅速传播，使这一区域出现了浓重的学术气氛，王阳明学说的传播者纷纷以书院讲学的形式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政治主张，大大刺激了阳谷运河区域书院的发展。同时，这也造就了一大批科举名士和其他不同类型的知名人士。阳谷张秋人张令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京兆尹，以刚正著名于世。张秋窦营人周天爵，清嘉庆六年出仕后，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闽浙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鸦片战争期间，一度在广东参与抗英军务。阳谷人田耕莘则是罗马教廷任命的中国第一位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历任天主教北平省区总主教、中国台北总主教等，在台北创建有若瑟修道院、托马斯神学院及耕莘医院等。生活于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任大仙（任疯子），更是济公活佛式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极多。     明清时期，儒、道、佛三教及伊斯兰教均在阳谷盛行，知名的庙、寺、观等有城隍庙、观音寺、玄帝庙、玉皇庙、王灵官庙、三元宫、龙衣观、文庙、南大寺等就达四十多处。其中不少庙、观、寺等均建有戏楼，定期举办庙会，其影响远及百里之外。特别是在张秋、阿城，回汉杂居，来自江西吉安、山西洪洞及本省冠县、泰安、东平等地回民，在镇上自成街道，从事手工业、屠宰业及其他小商业。数百年来，与汉民和睦相处，形同手足。回民信奉伊斯兰教，行教长制。张秋镇原建有清真寺3处，称东寺、西寺、南寺。现南寺保存尚完好。崇祯年间，阳谷一带已麋集了许多山陕商人，他们在张秋联合修建了“金龙王大庙”，规模宏丽；至清初，晋人张孝、秦人陈良策又招集众商重新修葺，增设戏台，更显壮观（康熙《张秋志》卷10《艺文志-重修金龙四大王碑记》）。     明朝以前，阳谷一带民间信仰比起南方那些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泛神崇拜来似乎少得多——除了儒、道、佛及官府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之外，较为突出的就是对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的崇奉。但进入明朝，这种状况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和人们对水运的倚重以及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生了明显变化，各种行业神、自然神和圣贤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水神崇拜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阳谷一带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所谓水神崇拜，就是崇拜“金龙四大王”。明英宗正统年间，黄河在金龙口溃决，冲垮阳谷境内护漕的大堤，漫曹州、濮州、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坏运道，张秋一段运河浅涩不通，漕粮北运受阻，朝廷允许在阳谷沙湾建河神庙（即“金龙四大祠”），岁春秋二祭。“金龙四大祠”是官方记载的山东运河流域出现的第一座漕河神庙。明末，在阳谷阿城又建一座大王庙。李均的《转漕日记》记述了漕运的全过程，“全漕兑峻”，便“祭大王庙”，就是崇拜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成了内河漕运的行业保护神。自金龙四大王被朝廷敕封为漕河之神后，其崇拜迅速由官方传入民间，成为阳谷一带民间的又一新的神祗。     概而言之，从文化层面上讲，阳谷运河区域在民间信仰、风俗习尚、文化教育等方面吸收了东西南北各区域文化的精华，将其融入了本土文化，使之呈现出斑斓多姿、丰富多彩的内涵：商品经济的繁荣营造出独具风格的商业文化；流动人口的激增和市民队伍的扩大，孕育产生了市井文化；船只往返，官绅络绎带来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交汇而成兼容并包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这一切，使明清时期的阳谷运河区域人气旺盛，文风浓郁，艺术多采，科甲蝉联，名贤辈出，社会进步。        （李泉，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辉，聊城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