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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雨   发表于 2010-10-22 11:19:3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周总理纪念碑诞生记
  

                                            文/王焕文  王冬

    1965年7月5日下午4时许,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国访问归来,路过新疆,视察了石河子垦区,在石河子总场二分场五连二号地头林带里,接见了干部职工代表与上海知识青年代表。石总场的各族职工,一谈起周总理视察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难以忘怀。1976年底,经石总场党委研究决定修建教育军垦后代的周总理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公园。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于1977年7月5日落成。在建造周恩来纪念碑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赞扬。
    如今,坐落在新疆石河子市北郊——石总场北泉镇的周总理纪念碑,已成为石河子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共青团中央命名的“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在2005年7月5日石总场北泉镇党委组织的纪念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总场4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中,石总场北泉镇现任党委书记、政委王新明说:“上海知青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也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总理纪念碑已成为石河子垦区红色旅游景点,前来瞻仰、参观的国内外人士络绎不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8周年、建国6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献给读者。——笔者手记

    巍巍丰碑,天山仰止。在共和国西部,有一座举世闻名的伟人丰碑!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新疆石河子垦区,有一座三代军垦儿女用忠诚和血汗铸就的农垦丰碑!成为激励祖国各地复转军人、大学生、知识青年支边的巨大精神力量,是各族人民心中的丰碑。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坐落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北郊——石河子总场北泉镇。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基地”,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1965年7月5日下午4时许,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微风吹拂大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国访问归来,路过新疆,不顾长途的旅行疲劳,冒着酷暑炎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等人陪同下,来到石河子总场视察。在浓香四溢的葡萄园里,在华荫如盖的白杨林里,在花蕾累累的棉花地里,在宽阔平坦的机耕道上……处处留下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足印。在石总场二分场的林带长廊中接见了石总场的干部职工代表和1964年6月起从上海支边来石总场的11名知识青年代表。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周总理对身边的11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以慈爱的笑容一一问到:“稳不稳?”知青们齐声回答:“稳,安心的。”总理向身边的杨永青问道:“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杨永青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父亲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当总理问她的文化程度 ,杨永青回答:“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陈毅副总理爽朗地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接见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卓爱玲、1947年在原陈毅部队山东博山牺牲的烈士儿子应志毅,著名演员张伐的小儿子张立勇进行了亲切地交谈。
    “什么时候进疆的?想不想家?哪个连队?干什么活?一年来做出了哪些成绩?结婚没有?家庭出生怎么样?”当马太定指导员向总理汇报一年来这批上海知青开荒种地,现在麦子丰收在望的情况。当周总理听了11名上海知青的一一回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敬爱的周总理在这次接见干部职工代表和11名上海知青时,发表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著名讲话。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近半小时的幸福接见结束了。知青们依依难舍地说:“请总理回到北京,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总理连连点头说:“好!好!”并再次和知青们一一握手说:“我们到上海时,也告诉你们的亲人,说你们在边疆一切都好,叫他们放心。”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坐的轿车开动了,知青们一直目送着总理的车子远去……
    总理的轿车转弯驶进了绿荫深处,人们的双手还举在空中,一串串晶莹的泪珠,扑哒、扑哒地落在了知青的胸前。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左”的思潮抬头的年代里,周总理的著名讲话解除了全国各地很多青年身上的思想枷锁。在劳动大学里,周总理的鼓舞,老职工的传帮带,使上海知青健康成长起来。
    可不是嘛,就说受总理接见过的知青吧!那位父母在香港,在新疆照样可以独立生活的杨永青光荣地出席了全国五届、六届人代会,还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自治区科协党组副书记,曾到过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同事们普及科学知识,奔波在天山南北;那位羞于讲家庭出身的卓爱玲已是崇明前哨农场的党委副书记;亓毓纯、朱兆华、郑月华等为人师表,育出桃李满园;贺宗群、应志毅、雍风兰都进入了管理层;年龄最小的陈雪琴,一直在基层卫生所当药剂师,积劳成疾,直到2003年才回上海。著名的电影演员张伐的儿子张立勇在石河子卫校工作了很多年;那位戴眼镜的孙贵娟1967年夏天收麦子时,为给收麦子康拜因驾驶员送水,顶着狂风,不幸以身殉职,被追认为烈士,葬在了红山公墓,永远留在了新疆这片热土上……。
    石总场的各族职工群众经常怀念周恩来总理,经常谈论周恩来总理视察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当总理在世的时候,人们经常盼望周总理再来这里视察工作,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终因他国务太重,未能如愿以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走完了他光辉一生的最后一刻,巨星陨落,天下同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五团干部、群众、被总理接见过的上海支边青年向团党委提出强烈要求,在总理接见他们的地方,开个追悼会,以寄托大家的哀思。
追悼会筹备工作在紧张的进行着。突然石河子地区党委办公室打来电话,把中央的精神一字不漏的传达下来:“各地要求要为周总理开追悼会,中央认为是不妥的。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只在北京举行,外地一律不准。”
    这个通知,如晴天霹雳,给一四五团广大干部群众泼了冷水,把人们的心都冰透了。怎么办?不开吧,群众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难以了却,开吧,又违反了中央的通知精神。后经团党委研究同意,追悼会终于在周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二号地头的林带里如愿以偿的召开了。
    1976年12月中旬,原一四五团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给在家的一四五团党委副书记、团长文克孝打来电话说:“全国各地掀起纪念周总理的热潮,都在提议建造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碑。”文克孝召集在团里的党委常委开了一次党委会,会上大家一致提出在一四五团争取建造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碑。
    1976年12月31日,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五团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从北京开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到一四五团,当晚9点钟,立即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党委常委会。这次会议由团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一四五团党委副书记、团长文克孝,党委常委、副团长郑复利,党委常委、副政委王文清,党委常委、副政委陈燊昌,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白宝玲。在这次党委会议上,党委书记葛先锋向常委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精神。葛先锋处于党对他长期教育和对周恩来总理诚挚的感情,同时提出了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干部职工代表和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地方修建纪念周恩来总理来一四五团视察情况的周总理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公园。葛先锋的提议完毕后,常委们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筹备小组,组长由团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担任,负责全面工作;副组长由党委副书记、团长文克孝担任,分工负责管生产;党委常委、副团长郑复利分工抓周总理纪念碑的基建工程;党委常委、副政委王文清管安全保卫工作;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白宝玲负责宣传教育。
    一四五团一班人一致认为:修建周总理纪念碑,就是要让垦区的各族干部、职工、子孙后代向周总理学习,以周总理为榜样,对国家忠、对人民爱、对敌人恨、对同志诚、对工作勤、对事业精。在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事业中,教育各族干部职工,激励垦区子孙后代。
    1977年初,一四五团在大礼堂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动员大会”,石河子地区地委书记杨焕生在一四五团蹲点参加大会。大会中,葛先锋向杨焕生当面做了建造周总理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公园的汇报。杨焕生书记十分赞同,还作出了明确表示,只建一座周总理纪念碑。工程设计要美观大方,富有政治内容,施工质量要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切实把周总理纪念碑建成一座富有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永久性建筑,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军垦伟业发扬光大。
    建造周总理纪念碑的设计任务由石河子地区设计室主任刘龙芝把这项重要的设计任务交给了设计工程师王家生负责设计。同时,葛先锋亲自找到了石河子市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王聚昌,要求给与筹资,王聚昌当场答应拨款6万元。经王家生精心设计,数易其稿,决定了两个方案。到市委王副书记办公室审计同意,然后把图纸带回一四五团。团工程连连长曹作斌带领排长梁九清负责具体施工,郑复利担任现场总指挥,团参副谋长李金颜担任副总指挥。这项工程从3月份开始筹建,又抽调了九连副连长杨永青和教师亓毓纯到现场负责具体工作。4月30日开工奠基。党委还做出决定,周总理纪念碑在1977年7月5日必须建成。
    纪念碑奠基开工,由一四五团工程连技术人员和工人紧张精心施工、日夜兼程, 1977年7月5日,就顺利的完成了建碑任务。周总理纪念碑修建期间,石河子市、一四五团、一四六团、一四三团、沙湾县、玛纳斯县等单位的干部、群众2万余人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周总理纪念碑,还得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及石河子南山水泥厂、乌鲁木齐灯具电镀厂、阜康市天池林场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1977年9月,自治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汪锋一行来一四五团视察工作,葛先锋和文克孝陪同汪锋瞻仰了周总理纪念碑。葛先锋向汪锋做了建造周总理纪念碑情况的汇报,汪锋书记很满意地说:“葛先锋同志:“你给新疆各族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当时葛先锋看汪书记情绪很好,就连续接着汇报:“汪书记,农场经济困难,需要自治区拨些款给予支持。”汪书记当即答应说:“这好办,你们写个专题报告,送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厅,在主任会议上碰个头,就给你们拨来了。”事后,一四五团党委尽快写了专题报告,由葛先锋和杨永青一块儿到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厅,找到了田中秘书长,递交了专题报告,并讲述了汪锋书记讲的主任会议上碰个头就给拨款。田中秘书长说:“那你们回去吧,没问题,会及时给你们拨款的。”
    周总理纪念碑为正方形立柱体,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涮石和大理石装饰。
碑体总高12.8米,碑身高7.80米,象征周总理享年78岁高龄,碑文高6.70米,象征周总理视察总场时67岁。瞻仰平台面积225平方米。
    周总理纪念碑的正面向西,背面向东,正面镶嵌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2个魏体镀金大字。
    周总理纪念碑的南面,是周恩来总理视察兵团时的题词手迹:“高举毛泽东思想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周总理纪念碑的北面碑文,用魏体书写着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节:“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
周总理纪念碑的东面是:“中国共产党一四五团党委 1977年7月1日撰写的建碑志文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于1976年7月5日来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视察,在此接见了干部和上海知识青年代表,特立碑永作纪念。”
    周总理纪念碑北面碑文《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节和东面的一四五团党委1977年7月1日撰写的建碑志文是石河子书法家协会主席唐家濂用两种笔体书写放大制作而成的。
    在周总理接见干部和知青代表的林带西头兴建总理纪念碑的消息一传开,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石河子垦区和一四五团一下沸腾起来了。要求参加建碑义务劳动者的申请书象雪片一样汇集到筹备组来。
    建碑的序幕拉开了。义务劳动人们在工余时间参加搬运混凝土,有的帮助建筑工人挑浆,有的在使劲轧水刷石,磨水磨石。人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劳动在建碑工地上,仿佛要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周总理纪念碑中去。
    纪念碑工程是处在文革刚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程急需的钢材、水泥、木材、白水泥等原材料十分缺乏。杨永青受团领导委托急工程之所急,到南山水泥厂求援要求供给水泥。南山水泥厂厂长立即答应:再大的困难,也要首先设法满足周总理纪念碑建筑工程的水泥供应。凡到求援之处,总有许多热心的同志大开方便之门。碑座急需水涮石。团汽车连驾驶员冒着酷暑到库米什(干沟)千方百计拉。因加工条件十分简陋,供应量少,他们请求加工点加班供应。拉回的半成品要人工砸成小颗粒,十分费力。他们就组织学生、家属义务劳动。杨永青还特地带6岁的女儿到工地参加砸水涮石劳动,让她记住建造周总理纪念碑工程的意义。
    到了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真把组织施工的同志为难坏了,不知怎么办好?让大家同时干,工程质量没法保证;不让干,各族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深情厚意又无法谢绝。
    每当建碑施工项目组无法安排各族群众的劳动时间时,许多从远道而来自愿参加建碑义务劳动的群众,总是热泪盈眶苦苦哀求说:“哪怕让我端上一锹浆,搬上一块砖,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施工项目组决定:技术性强的活让专业技术工人干,技术性差的活,让大家轮着干。每个人都为自己能亲自参加建造周总理纪念碑感到欣慰。
    在建造周总理纪念碑的过程中,许多来石河子参观的国际友人,也瞻仰了纪念碑,参与了劳动。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有美洲的,也有澳洲的。斯里兰卡最高法官阿尔皮塔和夫人、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和夫人、英国女专家帕特等中外客人100多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杨勇、宋致和、曹达诺夫、郑三生等人先后亲临建碑工地视察指导。
    有一位名叫何秉棣的美籍华人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他同夫人一同来石河子考察访问,也到一四五团来了,团领导满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何教授询问农场的历史,考察得特别仔细,特别认真。何先生问道:“你们团场是哪一年建立的?”文克孝团长说:“1950年,那时,新疆刚和平解放一年多,毛泽东主席号召驻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发挥好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作用,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新疆部队在王震司令员的统领下,为了减轻各族人民的负担,就地开荒生产,这个团场就是那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建制团。”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原,四处芦苇丛生,野兽出没,连一户人家也没有,团部这片地方,叫做“老鸦”窝子,意思是说,这里除了老鸦,再无其他的东西了。”……
    当他们把话题转到周恩来总理时,何先生谈了他几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他对周总理那极为深厚的感情,令人感动。
    一四五团的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告诉何先生:“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正在修建一座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碑。”
    “周总理纪念碑建在哪儿?可以让我们看一看吗?”
    “还没有建成,正在施工,工地很乱。”
    “那好极了。”何先生兴奋地说:“我要亲自参加建造总理纪念碑的劳动,用我们的汗水浇灌敬爱的周总理纪念碑,报答周总理对我们海外华人的关怀,表示我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
何先生和夫人来到建碑工地。夫妻俩脱下外衣,拿起铁锹,同工人们一起劳动,不一会,汗水便浸湿了衣衫。外办的同志劝他们说:“何先生,劳动一下表示一下心意就行了,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参观呢!”何先生连头都不抬地仍然干活不止。过了好一阵子,工人们休息了,他才放下铁锹,由外办的同志陪同,到军垦博物馆和别的地方参观访问去了。
    何先生夫妇走了,建碑工地上的人们还在议论:“一个美籍华人,对周总理这样深的感情,真是难得呀!”
    按照设计要求,在周总理纪念碑碑座周围和广场的花池内,要栽上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建碑筹建小组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周总理纪念碑前和广场四周都栽上四季常青的松树,大概需要近百棵幼树。然而,松树生长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阜康县天山山区,要把它连根带土挖回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团长文克孝和党委书记葛先锋在办公室里踌躇着,思考着合适的人选。突然,一个30多岁,红光满面,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了。他就是周总理曾经接见过的上海知识青年代表,时任一分场二中教师的上海支边青年亓毓纯。亓毓纯1964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支边进疆,1966年又响应党的召唤,从新疆支援西藏,1969年又奉命离藏来疆,他确实是一个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上海优秀青年。团领导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准能圆满完成。
还没有待团领导开口,小亓就操着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要求说:“首长,把到天山挖松树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我要用被周总理握过的手,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文团长欣然同意地说:“那太好了,我们正为挖树的人焦急。小亓,这个任务非同小可,来回要走几百公里路,还要乘渡船过天池,道路异常艰险,要特别小心啊!”
    当夜,团领导同郑复利、亓毓纯等人,商定了去天池天山山区挖松树人员的名单,以及负责拉运任务的汽车驾驶员。团领导连夜召集挖树的同志开会,进行出征前的动员。当团领导动员之后,大家一致表示决心,斩钉截铁地说:“首长,请您们放心,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周总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什么苦都吃过了。我们为了纪念他,这点苦还不能吃吗?何况,这点困难与革命前辈们吃的苦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还不及他们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呢!”
    第二天,东方还没有破晓,他们便带着三四天的干粮、蔬菜、铁锹以及挖树的工具、防寒的皮大衣出发了。
    他们出发后的第三天傍晚,四辆满载松树苗的解放牌汽车,沿着石莫公路,穿过树梢交错的林荫大道,开到了纪念碑工地上。工人们看到郁郁葱葱的松树幼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青松来了!青松来了!”
    团领导急忙赶到建碑现场迎接他们,从车上第一个跳下来的是亓毓纯。这个亓毓纯,同三天前大不一样了。已经是6月底的天气,面色土黄,两唇干裂、眼窝深陷,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其他的人也陆续下车了,面色、表情,大都和亓毓纯一样,神情疲劳,说话有气无力。团领导亲切地问候道:“同志们幸苦了!”小亓铿锵有力地回答道:“不幸苦,请首长检查,按照原定计划,如数地把樟子松全部拉回来了!”
    “好吧!”团领导说:“卸树的任务让工程连同志完成。你们现在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休息。山上的情况等休息好了以后再说。”
    “那坚决不行!”亓毓纯坚强地回答:“挖树苗的任务是交给我们的。我们辛苦,工程连的同志同样辛苦。卸树的任务还是我们干,我们一定要把松树从车上卸下来,才能心安理得地睡个安稳觉。”
    小亓的这一番话,把团领导的嘴给堵住了,只好点头同意,让他们卸了树苗。
    亓毓纯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放下碗筷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总算把几天欠下来的瞌睡帐还清了。
    后来,小亓给团领导汇报到达阜康县天池林场挖树的情况时说:“接待他们的是一名维吾尔族干部,名叫热合曼,40多岁,会说汉语但不流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小亓把介绍信交给热合曼,他似懂非懂的看了一遍,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亓毓纯回答:“石河子地区一四五团的。”
    “啊,”热合曼若有所悟的说:“1965年那时叫石河子总场,县委领导带我们去参观过,那里的葡萄真甜啊!那里的林带、条田真美啊!那里的泉水真清呀!庄稼长的真好啊!”热合曼接连不断的发出喷喷的赞叹声。他似乎把亓毓纯一行进山的目的一股脑儿的放在脑后了。小亓有意地打断他的话说:“老热同志,我们是受团领导的委托,来这里挖樟子松的。”
    “挖松树干什么?县林业局规定,不论任何人,在松树的幼林里,谁也不准挖。挖了就要按破坏森林的犯法行为制裁。”
    亓毓纯赶忙把挖樟子松的用意告诉他,这时热合曼才明白了小亓他们的来意,打开紧锁着的眉头笑着说:“你们要建总理纪念碑,要把松树栽倒总理纪念碑跟前,那太好了,我们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支持呀!我马山把你们的来意报告给场领导,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支持的。”说着,热合曼跑步去给林场的领导报告去了。
    过了片刻,热合曼回来了。他高兴地说:“场长书记都同意了。还安排我给你们带路,挑樟子松树苗。”热合曼还说:“经林场领导研究,树苗不收钱,作为我们林场为修建周总理纪念碑的贡献。”
    小亓挖松树苗的几个人,高兴地跳了起来,紧紧握着这位维吾尔族老大哥的手,身上一股股暖流。
    热合曼一边安排我们吃饭,一边忙活着找去对面山上的渡船。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借着明亮的月光,坐着天池的渡船,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天池对面的山岗。开始了挖树、运树、装车……。
1978年6月的一天,正当人们还紧张地劳动在建筑周总理纪念碑的工地上时,师里外事办的小陈忽然给团领导打来电话说:“明天,朝鲜通讯社的访华代表团要来总场参观访问,特意提出要在周总理纪念碑前亲手种两棵长青不老的苍松。”团领导当即回答:“我们热烈欢迎。”
    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葛先锋书记和文团长在修建周总理纪念碑的工地上,同大伙儿一起等待着朝鲜通讯社访华代表团的到来。同志们听说朝鲜友人要在周总理纪念碑前亲手种上松树,格外高兴。附近的小孩子们也都赶来观望。
    葛先锋书记和文克孝团长清楚地记得,朝鲜通讯社访华代表团团长名叫金哲,高高的个子,深黑色的头发,穿着一身酱色的西装,40多岁。
    朝鲜的朋友还向周总理纪念碑献了花圈。花圈上用中朝两国文字写着:“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致敬”的题词。
    献完花圈,他们便信步地赶到植树地点,葛书记和文团长把早已准备好的植树工具交给了金哲,他们夫妇两人在周总理纪念碑前的南侧合栽了两棵樟子松树。他们一边栽一边说:“周总理活着的时候,我多次到过北京,聆听过周总理的教导,他不仅关心中国人民,而且更加关心朝鲜人民,他对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援助,朝鲜人民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今天我们把这两棵象征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青松栽种在周总理纪念碑前,表示我们代表团对周总理的敬仰,也希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向青松一样,代代相传。”
现在,这两棵象征着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青松已经长到6米多高了,愿他长得更壮、更高大吧!
敬爱的周总理纪念碑终于在1977年7月5日落成了。自那以后,凡是来石河子的国际友人,全国及疆内的各族群众,都要来石总场瞻仰这座人民共建的丰碑。每逢节假日,总有许多党团员、干部、工人,各族青年和少年儿童在这里开展各种有意的纪念活动。1995年1月12日,由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国家等级旅游区(点)AA级单位,”周总理的奉献精神正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子孙后代。
    在2005年7月5日,由石河子总场北泉镇党委组织,由大部分1964年上海支边青年参加的纪念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垦区4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中,现任石总场党委书记、政委王新明说:“上海知青给我们带来了先进文化,也带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敬爱的周总理,通过建造纪念您的丰碑,使我们边疆儿女亲眼看到了全国人民热爱您。“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经历了四次较大修缮和扩建。
    1985年夏,石河子总场拨款10万元,修建水泥地坪1250平方米,修建钢筋栅栏392米,新建大、小门各一座,并维修警卫室等。
    1991年5—11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及石河子总场,三方共同出资65万元, 根据兵团设计院修改方案,对纪念碑坪台、栏杆和碑主体改贴天然花岗石,增建贵宾休息室、照相馆、凉亭、停车场等设施,并广植风景树。
    1994年3—8月,石河子总场对纪念碑进行扩建。由原来占地1公顷(15亩)面积,扩大到占地3.33公顷(50亩)面积;在扩大的园区面积上,新建纪念亭、八角亭、四角亭、蘑菇亭等5座;新建音乐喷泉1座;新建轿车亭1座(内存放着经自治区党委原秘书长王怀玉批准调来的周总理视察总场乘坐的红旗轿车)。并对纪念碑四周地坪改铺红色地板砖,铺面各为8.1米,象征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同时,新建环绕园区砖混结构围墙等。
    2001年4月—6月,石河子总场北泉镇对周恩来总理纪念碑进行第四次整修。纪念碑基座改为蘑菇大理石干挂;正大门装建电动门;园区道路修建水泥路面;种植草坪、花卉3公顷(45亩)并全部实行微喷灌等。
    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北侧30米外,矗立着一座砖混结构的宏伟建筑——周恩来总理纪念馆。纪念馆坐北向南,平房,占地1200平方米。
    1993年10月,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成立周恩来总理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原师市党委书记、政委邵纪良任组长,原师市党委副书记、师长周书义任副组长,一四五团前任政委葛先锋(已离休)任常务副组长,时任石总场政委王绍清任副组长,石总场场长郭振南任副组长,一四五团党委常委均为组员,常务副组长葛先锋主持建馆日常工作。
    后因邵纪良和周书义工作调动,经原兵团政委郭刚批准,八师师长兼政委王贵振任组长,增补石总场政委王绍清任副组长。
    经宋汉良批准常务副组长葛先锋带领工作人员郑道煌、袁宝林、朱国柱等人,到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博览馆、新疆日报社图片社、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征集有关周恩来总理的图片和生活物品。为进一步丰富纪念馆内容,葛先锋又带领朱国柱远赴北京、江苏淮安、南京,周恩来总理当年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征集了一批珍贵资料和文物。
    周恩来总理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
    前厅:正面墙上是一副1965年周恩来接见石河子总场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巨大照片。大厅中央坐落一尊周总理半身青铜塑像。
    第一展厅:周恩来总理与新疆各族人民心连心。重点介绍周总理1965年视察新疆和兵团工业、农业、教育等行业并接见各族干部、劳模和群众的感人活动。
    第二展厅:周恩来总理伟大一生。重点介绍周总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非凡革命生涯。
    第三展厅: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光辉照来人。重点介绍周总理纪念碑落成后,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前来瞻仰的盛况。
    1994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纪念馆正式开馆。石河子总场隆重举行开馆典礼。出席典礼的有国务院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恩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张福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德尔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文克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金云辉、兵团政委郭刚以及自治区、军区、兵团离退休老领导张希欽、栗寿山、谢高忠、曾继富、鱼正东、刘炳正等。还有农八师石河子市主要领导王贵振及石河子总场干部群众代表,共计2000余人。
    2001年4—7月,石河子总场筹款80万元,对周恩来总理纪念馆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装修工程由场镇党委常委、总场副政委李维建负责,参加工作的有政治处副主任魏赋光、宣传科副科长候军强、周总理纪念碑管理处处长王喜春等。重点对纪念馆内部设施进行更新。原照明灯泡全部换成吊灯;原涂料墙面、水泥天花板和木框图片,全部换成铝合金装饰;原木质展柜全部换成大理石展柜等。并对所有图片、文物,在不改变原来基调的前提下,进行整体换位,重新排序。
2003年10月20日,《西部丰碑》铜雕在周恩来总理纪念碑正东40米处落成。铜雕高8.5米、宽6.6米、厚4.2米,重14吨,共塑18人。正面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新疆各族人民在一起。背面雕刻是新疆特产,并刻有《西部丰碑铭》。此铜雕由南京辉煌艺术设计公司设计,安徽芜湖造船厂铸造。《西部丰碑》铜雕底座镌刻农八师党委常委、副政委王希科《念奴娇》词一首:“丰碑肃立,。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和《西部丰碑》铜雕落成,具有极强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得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及人民政府的肯定。1995年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为周恩来总理纪念碑挥笔题词:“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由共青团中央命名制成匾额,万里迢迢,送达周恩来总理纪念碑。同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命名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石河子市命名周恩来纪念碑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纪念馆及“西部丰碑”铜雕,虽然是三个各具特点的单元,但却又是一个和谐整体。她是一面马列主义的旗帜,给我们指引胜利方向;她是一把社会主义的号角,激励我们永远向前;她是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谆谆教诲我们永葆斗志。她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敬仰您。从昆仑山下,到天山南北,处处留下了您的足迹,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里,周总理的教诲,永远鼓舞着兵团的各族儿女胜利前进。
    在国内有著名科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作家、记者、编辑以及政治上有重大影响的知名人士。在瞻仰活动中,他们题词作诗,赞扬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国外先后由美国、朝鲜、巴基斯坦、加拿大、泰国、日本等国家知名友好人士来周总理纪念碑凭吊瞻仰,有的敬献花圈、花篮和鲜花。1989年,日本议员代表团在瞻仰时,全体人员向周总理纪念碑跪拜,以示恭敬。
    1977年至1990年间,来周总理纪念碑凭吊瞻仰的又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族干部群众。(《石总场志》139页)
    周恩来总理纪念碑自建成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杨尚昆、邓颖超、李鹏、李瑞环、朱镕基、乔石、吴邦国、贾庆林、王兆国、迟浩田、陈慕华、粟裕等都曾前来瞻仰。截至目前,共接待国内外参观人员达百万人次以上。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3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级旅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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