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问:您对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龟”,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趁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去世了。
现在出现不少“奸商”。每一个社会都有。但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鼓励多数人做好事,使做坏事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我们现在相反。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政府鼓励捐钱,甚至摊派,但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
问: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国际上在这方面又问题不断,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
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问: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遗憾的是现在对此没有共识。您认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答:可虑的正是没有这种共识。一天到晚喧嚣叫嚷什么“中国站起来”,前提好像现在中国作为整体在外国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气,觉得好像现在中国人太窝囊了。其实作为中国对外国而言,早就站起来了,现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比什么时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国对美国总在那儿说“是”,其实我们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说“不”吗?外交的本质就是在实力对比现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妥协。其实尽管毛泽东时代反对“帝修反”调子很高,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外还是懂得妥协的,打开了中美关系,没有搞军事冒险主义,这是中国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会受到侵犯。还有我刚才说的“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所以,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前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全球化时代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答: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先摆脱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