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
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
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1],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
蔡元培先生之聘,任
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
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
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
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
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政治主张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
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
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
暴力革命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
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
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
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
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
林彪相并提,并为
刘少奇、
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
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
拨乱反正,恢复
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轶事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
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
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编辑本段著述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
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专著《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全集》第七卷。
“文革”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编辑本段学术地位1917—1924年受
蔡元培之聘任
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
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
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
梁漱溟(6张)
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
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
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
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
四川北上,出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
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
人心与人生》、《
东方学术概观》、《
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
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编辑本段学术定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朝话》),把
孔子、
孟子、
王阳明的儒家
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
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
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
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
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
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
梁漱溟全集》。
编辑本段年表少年时期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
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梁漱溟著作(13张)
1903年 10岁 在家随
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
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
梁启超主编之《
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
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青年时期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
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
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
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
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
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
欧阳竟无介绍
熊十力。秋,在
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
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
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
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
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
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壮年时期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
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
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
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
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
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
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
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
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
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山东省邹平县
黄山。
编辑本段评价伟人评价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认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
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
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
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名家评价美国五星上将
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
甘地。著名学者
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
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
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
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儿子眼中的他“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
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
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
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
梁漱溟作品集(20张)
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
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
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