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家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名焕鼎，字寿铭，系出元室梁王系，1893年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六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1]，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赴山东主持曹   梁漱溟 州中学高中部。1928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访问延安。1939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任社长。香港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1946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47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政治主张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   梁漱溟 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轶事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   梁漱溟 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特立独行的梁漱溟，曾经有过怎样的苦闷、挣扎或是从容、豁达，曾经给过家人怎样的慈爱和要求？梁的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在退休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在他们眼中，有着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面对父亲留给世人的大量著作文章和思想财富，兄弟俩称自己能做的就是搜集、整理、编辑先父留下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多出一些原著性的东西，留给读者作一个比较。 编辑本段著述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人生的省悟——朝话》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专著《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全集》第七卷。 “文革”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编辑本段学术地位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 梁漱溟(6张) 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编辑本段学术定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   梁漱溟全集 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编辑本段年表少年时期1893年 1岁 夏历癸巳年九月初九出生于北京。 1898年 5岁 由孟老师讲授《三字经》、《地球韵言》。 1899年 6岁 入中西小学堂读书。 1901年 8岁 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1902年 9岁 入蒙养学堂读书。 梁漱溟著作(13张) 1903年 10岁 在家随刘讷读书。 1905年 12岁 入江苏小学堂读书。 1906年 13岁 入顺天中学堂读书。 1907年 14岁 本年开始读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出版物。自称此时开始思考苦乐问题。 1910年 17岁 甄元熙来顺天中学读书，梁漱溟与其讨论中国政治改造问题。本年开始阅读立宪派之《国风报》、革命派之《民立报》。 1911年 18岁 中学毕业。毕业前参加了京津同盟会。 1912年 19岁 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 本年开始读佛典。 青年时期1913年 20岁 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7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1914年 21岁 2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1916年 23岁 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1917年 24岁 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12月5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8年 25岁 3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10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1919年 26岁 1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5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6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 之“引子”。 1920年 27岁 1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10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 1921年 28岁 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0月， 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 29岁 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12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1923年 30岁 9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年 31岁 8月，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5年 32岁 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1926年 33岁 1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1927年 34岁 1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1928年 35岁 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7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 会讲演乡治问题。 1929年 36岁 2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1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1930年 37岁 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6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等文。11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壮年时期1931年 38岁 1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6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 1933年 40岁 2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 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1937年 44岁 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1939年 46岁 11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 47岁 夏，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 48岁 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 光明报》，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1942年 49岁 2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6年 53岁 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11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 56岁 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 ，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11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1950年 57岁 9月，向中共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1952年 59岁 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1956年 63岁 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1960年 67岁 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1966年 73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1974年 81岁 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1975年 82岁 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1984年 91岁 《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1985年 92岁 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1986年 93岁 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1988年 95岁 6月23日，先生在北京逝世。 墓地山东省邹平县黄山。 编辑本段评价伟人评价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自认自己有几分“分量”，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毛泽东尖锐的批评了他，表示：“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什么运动都会找父亲。‘文革’期间，当时他和政治上的朋友已经不大来往了，张申府还是经常来，父亲也经常到他那里去。” 梁培宽说。 有一次，培恕和哥哥到父亲那里，看到屋子里挂了一副裱好的对联，父亲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联是写给我们兄弟两个，意思是说他对我们两个的感情是不用说的，下联则是期望他的文章能为后世人所了解。 “文革”中梁漱溟没怎么受迫害，梁培恕说这全靠他自己的修养。其时梁培宽和梁培恕都已上班了。一天中午，梁培宽和梁培恕同时接到电话，称“我们是某某中学的红卫兵，到你家要抄家了，你们回来一趟。” 梁培恕匆忙往回赶。到了家，院子里一片狼藉，东西扔了一院子。一进门，就被红卫兵拉住了，上上下下打量了梁培恕一遍。梁培宽随后也赶回来了。两兄弟只能站到院子里，看着他们烧东西，搜查。 梁漱溟其实也吃过不少苦头，但在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这一段时，他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飞机”，回来后一身汗水。 “他也挨过打。山东来人调查一个我父亲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我父亲据实回答，也说不出什么，人家说他不老实，一个巴掌就把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梁培恕说，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对艾恺教授讲。实际上，他把这事给淡忘了。 在梁培恕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令他记忆深刻。那时革命群众流行画红太阳，街上到处是旭日、大海，前门大街上的铺子整个就是红彤彤的了。梁漱溟还上街买颜料，也跟着去外面墙上画。集体挖防空洞的时候，梁漱溟也积极参与，有一次因为迟到还很自责地将此事写进他的日记里。这些事情，梁培恕分析，父亲是赞同的，因为他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的人，要是想不通，他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类事情的。 名家评价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儿子眼中的他“父亲对我们完全是宽放的，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 “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书中称要把自己头上的这几顶帽子退回去。在季羡林之前，有更多的当代名人对加在他们头上的桂冠 梁漱溟作品集(20张) 表示过异议。在否定者的行列中，梁漱溟先生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是“中国脊梁”的人物在名声之外有着更多的争议。 梁漱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一直以来这都是政学两界人士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在国家图书馆里，博硕士论文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超过了数十种。 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 1912年他19岁时，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成了一个革命者，随后又当了《民国报》的编辑及外勤记者，专跑国会，研究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应用。但是，同一段时间，他却因人生问题之困扰两度欲自杀，曾拒婚、茹素，入迷佛学，一度想出家当和尚。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让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