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氏宗亲】“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悲情陨落

“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的悲情陨落

2008年12月22日，滇中玉溪市，“白塔”和“红塔”（集团）隔山相望。始建于元代的保护文物“白塔”，浸润在淡淡的烟草味中，而只有53年历史的红塔集团远比“白塔”更有名气。

红塔集团的前身玉溪烟厂入驻玉溪后，白塔于1958年被涂成红色，更名为红塔山。几乎一夜间，“红塔山”香烟飘遍大江南北。而玉溪卷烟厂也成为企业纳税大户，仅1994年利税就达157亿元，居全国同类企业第一位。缔造红塔帝国的褚时健，被称为中国的“烟草大王”。

1997年，因涉嫌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烟草大王”如星坠落，1999年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五。

红塔集团一位员工见此报道说，红塔能有今天，离不开“烟王”的昨天。

红塔之巅

没有“红塔山”之前，玉溪鲜为人知。

1979年10月，曾在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干过厂长的玉溪华宁县人褚时健，被调玉溪卷烟厂任厂长。那一年，他51岁。

和云南数千家烟厂一样，玉溪烟厂当时也是半机械化半作坊式生产，年产量27.5万箱，固定资产仅1065万元，工人月均工资30元。

褚时健上任后，推行“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新政策，烟厂很快大变样。

据《烟王》一书记载，1981年褚时健拍板从英国引进第一台卷接机后，效益猛增。之后，他找到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到1989年，烟厂先后投入技改资金2.5亿元，生产水平也跻身全国先进行列。设备到位后，褚时健开始和烟农直接打交道，建立自己的烟叶原料基地，并要求把原料生产作为工厂的“第一车间”重点投入，以提高烟叶品质。

1988年7 月28日，国家放开名烟零售价。根据当时报纸记载，烟价放开第一天，红塔山每包售价就从1.3元涨到3.9元，第二天再涨到5 元。与哥哥长得几分神似的褚时佐回忆，那时，褚时健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在此之前，卷烟厂只是一个加工车间，收购烤烟和出售卷烟的权力都在烟草公司，定价权则在烟草专卖局。褚时健“三权合一”之后，玉溪卷烟厂开始迅速腾飞，并在价格上和一些世界名烟分庭抗礼。

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卷烟厂。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2年11月9日，褚时健公开称，只要把产品销售权、定价权交给企业，玉溪烟厂的税费可年递增5亿元，可保障企业的国有资产递增20%.从1994年开始，褚时健抓住机遇，拿到了优惠的政策，红塔集团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全国开设了12000个专卖店，实际上是变相取得了直销权。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玉溪烟厂利税达到157 亿，1997年达到193 亿。“如果以每年创税利100 亿计算，每天就是2700万元。”

《烟王》还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当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在参观红塔集团后说，“老褚，你开的不是烟厂，是中国的印钞厂啊！”

那个时期的红塔山，名满江湖。

“烟王”坠落

层层光环的背后，暗藏着独权与私欲。

从年27.5万箱增长到218.3万箱，玉溪卷烟厂用了不到10年时间。据统计，仅“红塔山”一个品牌，在上世纪90年代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元。

“烟草大王”褚时健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聚集一身。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据说，那时褚时健的话在集团内部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公开资料显示，每次出行，褚时健的车走在最前面，后面接着的是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20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只要褚一停下，其他官员也跟着下车，场面蔚为壮观。

然而，从1995年开始，褚时健的命运发生转折。

这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并引起高度重视。该信检举：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亲属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

次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8年1月，新华社发文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当时，他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

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褚时健出事后，惋惜声一片，而社会争议也很大。在1998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1999年1 月9 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服刑两年后，褚时健的刑期被减为17年。

没有“烟王”的红塔

退去之后的褚时健，留给人们感叹与感慨。

褚时健被批捕的199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出台了“双控”

政策，红塔专卖店被取消，地方抵制红塔的运动随即涌起，“红塔山”销量从高峰时的90万箱锐减至30万箱。

与此同时，烟草上的“三权合一”被拆开，至此云南的烟草政策又回归到和全国一样的起跑线上。

资料显示，从1999年开始，云南省烟草行业连续三年呈现卷烟产销、税利双边下降的局面。烤烟年产量从2300万担减到1100万担左右，减幅一半以上。

褚时健出事后，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他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

不少人为之惋惜，“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

当年为褚时健做辩护律师的云南律师马军曾告诉媒体，他准备在今年年初再次为褚提交“特赦申请”。

曾是媒体人的朱界飞也在博客中写道：作为一个每年向国家交税超百亿的企业领导人，褚时健当时的个人年工资收入只有几万元人民币，在外国人眼里，是有点难以置信。但法律是无情的，褚时健挪用公款，还是被判重刑。然而，他的落马，换来了企业家激励制度的推行，这也算是他最后给社会的一点贡献。

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字在红塔6年多的时间，有人计算后认为，他的合法收入接近1000万元。

就在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褚时健17年的收入加奖金，80多万元人民币。

一种公开的说法是，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烟厂为国家创税总额至少超过800 亿元。

尽管如此，在如今红塔集团新落成的“烟事文化馆”中，难觅褚时健的印迹。

2005年，红塔集团创建50周年。《红塔集团志》（2006年版）里，“领导简介”

中褚时健排列第20位，数百页的专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张小照片。

保外就医后经营橙园

2002年，褚时健因患有严重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

回家后，褚时健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在位于新平县与景东、镇沅、楚雄、双柏等五县交界处的哀牢山种橘橙。那里海拔近3000米，终年云雾缭绕，据说种出来的橘橙格外甜。

褚时佐的儿子褚云涛说，伯父现在身体健好，经常往来哀牢山与玉溪市区之间，在市区内也有住处。身边还有红塔集团专门安排的司机、保健医生等陪护人员。

刚被判刑时，褚时健给褚时佐的橙园的果子取了一个名字———高原王子，要求打造出质优价高的冰糖橙，“只要褚家不倒，这个牌子就不能丢”。后来，因市场上出现冒牌“高原王子”，褚时佐一度打算更换商标，被褚时健训斥一顿。

一位和褚时健接触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褚和以前一样仍是家长作风，在褚家拥有绝对权力和威望。通常，每年他都会在褚家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宣布一些重要决定。

现在，80岁的褚时健还在经营着自己的2000亩橙园。据了解，他还成立了云南金泰果品公司，打算用云冠作冰糖橙的注册商标。　2008年12月22日，记者在玉溪采访得知，褚时健正在为自己的冰糖橙找销路。　他的侄儿褚云涛还说，伯父正在和市领导沟通，希望能尽快修通连接哀牢山上下的水泥路，这样，既方便果品下山，又能常去果园看看。

褚时健的一个陪护人员告诉记者，褚时健尤喜欢看9月份的山，因为整个山的冰糖橙刚好成熟，从山上看，黄黄的橙子满满地铺着山脉，他说“感觉整座山就像是一枚上好的大烟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