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宗亲】严氏山庄的前尘往事

严氏山庄的前尘往事

严氏山庄

      一个风和日丽的五月的早晨我背起照相机来到老外滩寻访古迹，我的目光被扬善路1号严氏山庄所吸引。现在的严氏山庄被三家店所分割，星巴克咖啡，半岛饭店与一家酒巴，内部装潢早就是时尚而现代的了，可是外部还是保持着当年的原样。该宅总面积700余平米，进深10余米，三层楼房，采用早期的钢筋凝土结构，二层有悬梁支撑的走廊，外立面采用西式巴洛克宫廷建筑风格门窗呈较规则的三角形，悬挑梁饰有卷涡纹样。

      这样的建筑在当时应该是很现代很时髦的，我将2009年5月的严氏山氏摄入佳能单反相机中，渐渐的我的眼前模糊了，在这青砖红墙、窄窄的弄堂里，时间会放慢脚步。半梦半醒的气息，就附着在巴洛克的拱门上，或是倚在墙角孤清的路灯旁，所有的人都在用慢动作导演他们自己的电影。走进外马路与扬善路路口的星巴克，上二楼，选楼梯边的位置坐定，推开两扇红漆木窗望出去，不远处便是波光粼粼的甬江，江堤上支起的大阳伞，阳伞下悠闲地吸着饮料的老外，音乐随风而飘……莫非步入了欧美异国？一直以来，很喜欢这样对着楼梯坐，那段楼梯有个转角，往下，视线就被遮住了，设想着下一个踩着“咯吱”声走上来的人会是谁。在这样一个没有时间约束的空间，咖啡不过是托辞，在咖啡的名义下，只想让思维凝固，让大脑休息，让思绪飘飞，时间仿佛回到了一百多年前。

       该建筑为宁波商人严信厚的老外滩置业，作为严氏家族聚会议事，以及严氏子弟求学场所。严信厚象其它许多甬商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情，富贵之后不忘记根本，这就象一个优秀传统一直沿续至今，现在许多在外生意做的很大的甬商都纷纷回宁波热衷于为建设家乡出一分力。那个传统大约开始于严信厚，他发迹后热衷于公共设施及其他公益事业方面，他以一个甬商的敏锐眼光看出“要想富先建路”，而铁路在当时还是个新兴事务，他捐款于1883年的天津塘沽铁路。宁波的铁路历史，应该从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开始。住在东海之滨的宁波人，在为拥有深水良港而自豪的同时，往往会流露出一丝遗憾：铁路是这个城市的“短腿”。他觉得宁波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出行不能仅仅靠水路，有一条宁波自己的铁路对宁波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其后的宁波铁路，他都有大量的捐款，这也确实是造福一方百姓的事。1910年6月15日，商办浙江省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倡募股款，修筑沪杭甬铁路曹娥至宁波段。严信厚出了大量资金。1912年(民国元年)12月22日，宁波至慈溪(今慈城)段通车，长18.19公里。宁波站建在江北槐树路(今江北公园处)，首开客车一列，仅两节车厢。1914年6月11日，宁波至曹娥段通车，长77.9公里。

       严信厚对严氏家族特别是后辈的教育非常重视。在家乡慈谿郊外购置大量土地，辟为庄园，以收租所得，接济严氏子孙，并设立义学及医疗机构等。这座严氏山庄他也不是一个人独享，而是为整个严氏家族使用。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情形的其乐融融，十几、二十个年龄不等的严氏幼童在严氏山庄里跟着私塾老师念“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或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有背不出诗句的学生就立在讲桌前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我想一旦有空严信厚是会不时地去严氏山庄看看的。今江北岸外滩的严氏山庄，位于扬善路１号，曾作为寿芝山庄出租房，以租金收入接济有困难的严氏族人。严氏山庄内有铸铁栏杆、水泥立柱和扶手，还采用了石膏装饰顶棚，而门窗上的如意纹等又是细腻的传统工艺，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已按原样修复并列入宁波市级文物保护点。

      说起严信厚那可是宁波帮的开山鼻祖似人物。1838年他出生在原慈溪慈谿现慈城东乡，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弟，父亲严恒，字笠舫，号石泉居士。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将七巧板游戏与书法艺术巧妙地加以结合，充分发挥想象能力进行离合变化，科学拼成1—10划简明常用字，计550式字体，文字简洁，读之顺口，把原先的对象游戏转化为文字游戏和习字之用，确实别具一格。严恒还著有《听月楼诗钞》，教育家杨光仪在序中写道：“（严恒）诗少而精，味之无尽，其于家人朋友间情真语挚，剀切缠绵。”严恒工诗词，善画芦雁。惜其书画作品，现仅可见其1855年春所书陆次云登岱句：“海吸长河远
天包大地圆”。其子严信厚在此联旁特意注明：“先大夫笔墨流传甚少，是联得于兵燹之余，不啻凤毛麟角矣，书以志感。庚子（1900年）冬日男信厚谨识。”

     象他们那一代书香门弟的子孙一样严信厚早年就读私塾，受其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也爱好书画，常临摹名家书法。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熏陶了他的性情。我相信其父亲一开始是有些唯有读书高的念头的,然而不知是因为那时候清政府已走向了末落,还是严信厚本人对走士途不感兴趣,反正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之后他走了另一条路,并且在那条路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先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学业，17岁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当学徒时，刻苦学习英语、古典诗文，特别钟情于书画，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真传，打下扎实的基础。后去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他通过勤学苦练，亦工书善画，画以芦雁沼泽名，临边寿民法，有生气。其书法宗赵孟?，笔力沉凝。曾作“题画芦雁”诗云：“暂依秋水宿汀州，终共鲲鹏变化游。衔得一枝输作税，不教关吏苦羁留”。胡雪岩收到他赠给的自绘芦雁折扇时，赞其“品格风雅，非市伶比也”。其后他将上海寓所定名“小长芦馆”，并纂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以志其早年发迹于长芦。此外曾编辑过《七家名人印谱》和《秦汉铜印谱》等书。现在在百度里收搜严信厚以画家、书法家的名声存于世。

     然而让他为后人记住的不是他画家、书法家的身份而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清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由严信厚集银5万两，在宁波北郊湾头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正式开工，它不仅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工厂，也是是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他是第一个敢于尝螃蟹的人。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眼光与魄力。宁波是浙江省最早的商埠，附近各县农村普遍栽培棉花，弹花、纺纱、织布等行业均较发达，并且形成了专门从事纺织业的“腰机户”和“染坊”。每逢市集，很多人就背着腰机、棋盘等土布在市上叫卖。“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1840年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对外开放，西方传教士、商人接踵而来，洋货洋布充斥宁波市场，一斤洋纱几乎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使手纺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巡行百里，不闻机声”，成了手工棉纺织业和“机户”破产的真实写照。尽管棉纱棉布在大量输入，可是辽阔的中国市场，绝非进口纱布所能填补得了的。于是，国内某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帝国主义者的生财之道也发生兴趣。在清政府“提倡实业”、“实业救国”的口号下，1887年，李鸿章的幕僚，曾经做过河南省盐务督销的道员严信厚，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严信厚联络专做日本生意的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集资5万银两，把地处北郊湾头下江的一个原来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使用日本造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是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建有洋式砖楼，内设轧花间、晾干间、打包间及办事处等。轧花间内安装了400台日本新式大踏板轧花机，，后改用蒸汽机，全厂有工人三四百名,并聘用日本技师指导生产。为避免地方官吏找麻烦，表面上打着
     “日本人合办”的牌子。每年收购大批子棉，轧成皮棉，然后运往日本，反映了我国民族工业一开始就对帝国主义者的依赖性。每年从慈溪、余姚等产棉区收购大批籽棉，轧成布棉，大部分运往日本。1888年8月4日的《捷报》曾提及此事：“这件事有它的重要意义。……输进的是一些较大的机器与发动机器的蒸汽所需的锅炉和发动机。……它将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了。”

      严信厚不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也为了事业上的更大发展，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巨商富贾集资45万银两，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花、纺纱、织布相连为一，而以纺纱为主，亦称通久源纱厂。该厂有工人1200多人，这家拥有1.1万枚纱锭和230台布机的纺织厂投入生产后，年产棉纱1.1万件。1894年11月16日和1895年4月26日的《捷报》报到了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的建立，“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前途充满希望。”该厂还取得一项特权，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后，可免除每担7钱（关平银）的关税，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于是“龙门”牌棉纱畅销宁波，绍兴、温州、福建各地，生意畅达，获利甚丰，厂内设备也陆续增加，几年后又扩大了6千枚纱锭。巨大的利益也带来一些矛盾，1904年，股东戴瑞卿与严家发生利害冲突。戴瑞卿是宁波的“财神爷”，祖上为经营“北号”的巨头，在宁波拥有大批土地和数家商号，经济实力雄厚。他不肯轻易地屈服于严家，准备退出通久源而另起炉灶。第二年恰逢日俄战争，布销大畅，纱利大增，通久源重新活跃起来。这就促使戴瑞卿更加热中于建立新的纱厂。1907年初和丰纱厂建成。1917年通久源纱厂因清花间起火，全厂遭焚。次年宁波和丰纱厂以24万元的高价，把远在几十里。路外的通久源余烬连同以前用来“包围”和丰的90亩地皮一起买了下来。轧（棉）花是纺织业的先行，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开办后获利颇丰，此后在上海，先后设立的有棉利轧花厂、源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建成投产，与宁波通久源纱厂并称“三通”，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民族近代资本工厂。1905年3月，原通久源纱厂股东戴瑞卿集资在宁波江东冰厂跟创办了和丰纱厂。以严信厚为代表的宁波帮企业家开始在家乡创办通久源轧花厂等首批宁波近代企业，从而开启了宁波经济发展的近代化之门。此后，大批宁波帮企业家纷纷仿效
“通久源”，在家乡投资兴建了一批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和金融、保险、交通、轻纺等企业，大大促进了宁波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历程。

      通久源轧花厂开办后获利颇丰，影响所及，在上海先后设立了棉利轧花厂、源记轧花厂等。1897年，杭州通益公纱厂和萧山通惠公纱厂建成投产，与宁波通久源纱厂并称“三通”，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近代民族工厂。1905年3月，原通久源纱厂股东戴瑞卿集资在宁波江东冰厂跟创办了和丰纱厂。1907年，全省有四家机器纺纱厂，共有纱锭59930枚(通久源1．7万枚、通益20360枚、通惠11370枚、和丰11200枚)。

       要说严信厚的发迹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于当时正督军镇压捻军的李鸿章。李鸿章即委派严信厚在上海襄办转运饷械，后又保荐其为候补道，加知府衔。严信厚曾负责督销长芦盐务，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随着交往日广，财富日隆，严信厚经商理财天资得到充分发挥。他还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大量家财。

      严信厚在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兴办方面，亦有不少开创性的贡献。在这个领域他的涉及是多方面的。曾在天津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著名绸缎庄老九章，并在天津设分店，久负盛名。他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的物华楼和老九章绸缎庄分店，为当时津门首创，吸引了许多顾客，营业十分发达，开办十余年间，积资以巨万计。1905年他在上海创办同利机器麻袋厂，参与创办上海中英药房和华新纺织新局。并投资于造纸厂、自来水公司、麦粉厂、榨油厂、内河轮船等工业交通事业，还曾投资兴办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等。

      严信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银为100万两。源丰润票号信用颇高，资力雄厚，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票号曾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他创办或投资的钱庄还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等。为打破当时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他发起创建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引进了国外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于1897年任该行第一任总经理、总董。并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他曾长期担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在1898年的四明公所血案中，为抵御外侮而据理力争。

      严信厚通过数十年的金融及工商业活动，把一大批宁波商人吸引到自己周围，在金融及工商界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很有势力的“宁波帮”，故后人称严为“宁波帮开山鼻祖”。在这方面他又体现了一个优秀管理者的素质。


       1898年时，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两江总督刘坤一因此照会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丝业董事施则敬(子英)，办理商务，通上下情，严信厚以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帮商，排众难，期必成”，并定“简章六条”。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为此花费很多精力，以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筹垫款项，在南京路五昌里租赁一处房屋，以作聚会之所，1901年，盛宣怀为了扩张他在上海的权势，筹划组织上海商会，严“奉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宫保宣怀札委为总理，周晋镳为提调，驻所办事”，严既得到盛宣怀的支持，周晋镳亦是盛宣怀按照严信厚的保荐选派的，于是先前的行会性质的同业公所，开始联合组成近代统一的商业团体，于1902年2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会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会议公所成立之前，严信厚等人做了很多宣传和拉拢工作。在庆祝成立大会时，盛极一时，传为美谈。于当年严信厚被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上海商业会议会所首任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故有“第一商会”之称。1903年清政府商部成立，公布了《商会简明章程》，鼓励各省成立商会，并给予商会可向商部提出意见及建议的机会和权利。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由会议公所筹款1.2万两作为经费，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他又担任第一任总理。是年，“奉部札委”，该会由严信厚任总理，徐润(雨之)为协理，周晋镳为坐办。1905年严信厚已67岁，告老辞职。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因商务总会系由清政府商部委任，决定解散改组，于1912年6月11日成立上海总商会。


      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至1904年的上海商务总会，再到1912年的上海总商会，前后十年时间内三易其名，但是名称虽然更换了三次，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却变化不大，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宁波帮”商人的手中。在上海总商会内部，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居于关键性的地位，这两个公会理所当然地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和汇兑。然而，这些组织的代表只占到商会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这些代表们对总商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自己的选票，而是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宁波帮”商人，因为“宁波帮”在上海总商会的势力确确实实地占到了绝对优势。上海总商会在上海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足有干预社会，影响政治举足轻重之势。换言之，就是“宁波帮”在上海历史上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而严信厚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确是当之无愧的。

     严信厚是中国现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多年金融、工商活动中，把大批宁波籍人士吸引到自己周围，为“宁波帮”从一个旧式商帮转化成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是“宁波帮”的开路先锋。这位宁波商帮先辈致富之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培养人才和兴办教育亦卓有贡献。对浙中、安徽、山东等地赈灾都曾捐款赈济。曾在天津建立浙江会馆，在上海办仁济、广益、元济诸善堂，还捐置田九十七亩、庐舍十八楹、银五千元设立浙江富春义塾等。

     严信厚格外重视教育，他深信知识能够改变人生，而有知识的青年是国家富强的希望。他曾捐资在宁波设清节堂、仁安公所。在家乡费市举办养正学堂、芝秀义塾、芝田义塾等义学及芝生痘局等医疗机构等，使族人和姻亲邻里的贫寒子弟得以免费求学。他捐产（土地、房产和现银）瞻族的资金，据《严氏寿芝山庄公牍章程汇录》记载合计为银四万两。现1897年，严信厚与宁波知府商议，决定设立中西式的储才学堂。次年正式开学，学校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办学宗旨，弃旧科，立新学，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开设了格致（理化）、数学、译学（外语）等课程。由慈城名儒杨敏曾先生任监堂（校长）兼总教习。在第一批进校的学生中，就有尔后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者、北京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的何育杰教授，爱国诗人、曾任《天铎报》主笔和北大教授的洪佛矢，北大教授叶叔眉，南社诗人费公直，民国时期曾任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等人。储才学堂1904年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

     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1906年6月30日），严信厚先生在天津病逝。他曾创办过中国的第一家银行、第一个商会和第一批工厂，在“宁波帮”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一位开创局面的人物。120年前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开近代宁波工业化之端绪，1907年严信厚病故于上海，终年69岁。虽然创办人严信厚先生逝世已逾百年，但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宁波帮”领袖人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他出资建造的严世山庄还屹立宁波老外滩，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