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宗亲】康有为戊戌历险记

康有为戊戌历险记

     慈禧政变后的第一道命令：捉拿康有为兄弟
    1898年9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清王朝的京都北京城里风云突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推动、协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刚度过一百零三天，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顽固守旧派悍然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全部新政，囚禁光绪竽帝于中南海瀛台，然后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慈禧重新垂帘听政，掌握帝国全部军政大权。
    慈禧重新上台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并令步军统领衙门（相当于京师警备总司令部）立即逮捕康有为与其弟康广仁。其谕旨曰：
    “工部侯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北京城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危机四伏、阴森可怖。就在慈禧的命令下达后不久，步军统领（相当于京师警备总司令）崇礼（亲自率领三百名缇骑，突袭包围了康有为兄弟在北京的住所――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刹那间，这里刀枪密布，喊声震天，康有为的生命危在旦夕……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离北京南下，逃离虎口
    然而，当崇礼率缇骑冲进南海会馆时，却不见了康氏兄弟。经过搜查，才在厕所里抓住了康广仁。经审问，才知道康有为在此前一天，即9日20日凌晨，已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前往上海。
    原来，在9月17日，光绪皇帝见形势危急，顽固派咄咄逼人，慈禧太后剑拔弩张、即将发难，改革大业难以为继、势将毁于一旦，一场血腥的大狱势必形成，只是早晚之事……他为着保存维新派力量免被一网打尽，尤其为着保护维新党人首领康有为的生命安全，遂公开发布上谕，令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去上海督办官报，即代表清政府官方接官上海颇有影响的《时务报》，将该报改为清政府官方报纸。９月１８日晨，光绪帝又托担任军机章京的维新党人林旭带给康有为一封密诏，指未情况危急，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以避顽固派攻击之锋芒，缓和北京局势。康有为知在北京已暂无可为，只得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就重要事项作了一次紧张的布置后，于9月20日天色未明时，带着仆人李唐，悄然离开北京，乘火车往天津。
    康有为就这样避开了北京的虎口。

    天津脱险
    康有为离北京前，梁启超、黄仲？等人劝他易服从北京径直经山东烟台前往上海，勿在天津逗留，以防担任直隶总督的顽固派首领、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加害。康有为未听劝告。他于9月20日带仆人李唐乘火车到达天津后，当晚即到塘沽码头，先登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海晏号客，但因该轮要到第二天下午４时才开，康有为不愿久等，登岸因旅舍休息。第二天，即9月21日，康改搭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客轮，于上午11时离津渡海南下。
    康有为不知道，就在这天，北京发生了政变。
    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已逃出北京、前往上海的消息后，大为震怒，火冒万丈。她立即发布密旨，诡称康有为进毒药丸谋害光绪帝，命令天津、烟台、上海的地方官严密捕拿康有为，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正法”。
    慈禧的密旨由电报局传到天津。直隶总督荣禄立即派兵大搜天津与塘沽一带的客栈，遍寻无着。后来他得知康有为已在这天上午11时乘英轮重庆号渡海南下，便立即派水师的飞鹰号快艇追赶。飞鹰号快艇新从德国购进，时速为三十海里，超过重庆号商轮的航速一倍。此艇如果开足马力，定可很快追上重庆号。但该艇航行至中途时，管带（艇长）刘冠雄声艇上煤尽而返回天津。实际上是因刘冠雄系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在思想上深受该学堂总办（校长）严复的影响，同情维新变法，因而有意放在走康有为。康有为不知不觉间又度过了一道险关。

    烟台脱险
    9月22日，康有为随“重庆号”商轮到达山东烟台港。商轮要在这里停靠数小进，以补充燃料煤与淡水及装卸货物。
    这时，北京清廷指示捕杀康有为的密电早已到达烟台的登莱道衙门中。清廷命令，侯“重庆号”商轮一到烟台港，道台衙门要立即派兵登轮拿获康有为，就地正法。但凑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因事离开烟台到胶州去，并随身带走了电报密码，留守的官员一时无法译出电旨内容，因而也不可能采取拿人措施。
    这样，依然对北京发生政变浑然不知的康有为在“重庆号”商轮停靠烟台码头时，上点也不知道自己处于杀身之祸的危险之中。他从容地登岸游览，买了六篓烟台苹果，沿着海滩拾了一袋彩色石头，然后才回到船上。他安静地度过了又一道险关。等那位道台李希杰回到烟台衙门中时，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商轮早已离开烟台港多时，正行驶在开往上海的海途中。

    上海道台张网以待康有为
    上海的情况不同于天津与烟台。一张危险的密捕之网早早张开，在等待着康有为的到来。
    早在9月21日北京发生政变的当天，消息就在上海传开。上海的苏淞太道道台蔡钧及时接到了慈禧捕杀康有为的密电。蔡钧是个的官僚，为完成清廷命令，立即派遣大量缉捕人员，由上海县衙门的黄某带领，前往黄浦江边的金利源码头守候。同时，他又派人设法搞来许多张康有为的照片，分交缉捕人员辨认。蔡钧还通知法租界巡捕房派出能班捕探，至码头守候。为了万无一失，蔡钧又商请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洋员乘轮预先守候在吴淞口，带着认识康有为相貌的康之堂兄同往指拿。蔡钧还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发布悬赏告示，称凡捉住康有为者得重赏３０００银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参加缉捕的官兵、侦探、巡捕都张牙舞爪、磨刀霍霍，严阵以待。
    9月23日下午，从北方开来的中国客轮新济号抵达上海。蔡钧接报，立即下令该轮停泊黄浦江心，不准靠岸，然后让军警登船严缉，历2小时，搜查无着。
    蔡钧后得知康有为乘坐的是英轮重庆号，将于9月24日到达上海，便立即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声称他奉清帝圣旨捉拿阴谋以毒丸谋害皇上的要犯康有为，要求英方允许他派人登上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国轮船进行搜查与捕人。白利南拒绝中国派员登上英轮搜捕，仅答应由英方派两名英国巡捕上船查缉。于是，蔡钧只得派人将康有为的照片交给白利南，希望英方按图索骥，并宣布如英方抓住康有为，中方将送上酬金2000银元。
    康有为再次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上海脱险全靠英国人援救
    可是，在这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早就收到了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发给他的电报，请求他援救康有为脱险。白利南请示了英国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得到同意，因而决定要尽量设法援救与保护康有为。
    白利南经过一番策划，于9月24日清晨，派遣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驳船前往吴淞口外去截住重庆号。濮兰德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登上重庆号后，在英籍船长的帮助下，借着蔡钧送来的照片，在旅客中顺利地找到了康有为。
    这时康有为正在船头眺览长江口的壮丽景色。濮兰德上前问道：“君为康有为么？”康不识其人，姑应之。濮又出示照片，问康：“这是你的照片吗？”康答：“然。”濮又问：“君在北京曾杀人么？”康惊讶地笑着说：“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这时，濮兰德方简单讲述了北京发生的事情，并拿出上海道蔡钧抄录的一道电旨，只见上面写着：“康有为进丸毒弑皇上，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康有为至此方知北京已发生政变，不禁痛哭失声，边哭边对濮兰德诉说：“我受皇上特达之知，赞变新法，天下皆知，愧不能报，安有弑理？”接着，他向濮兰德口述了光绪帝给他的密谕，证明自己是光绪帝信任的忠臣，决不可能干弑帝的蠢事。
    濮兰德对康有为说：“我英人濮兰德也。我国领事固知君是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主张对外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请你速随我下船。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强妨悲痛，跟濮兰德上了驳船。为防不测，他匆匆起草了一封与家人遗书，表明自己心志；又写了一封给学生徐勤的信，以家事相托。写毕，他将二信交给随身仆人李唐密藏。
    濮兰德又将康有为主仆二人从驳船转送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琶里瑞号上藏匿，并派专人保护。

    逃奔香港，走向世界
    当日下午2时，重庆商轮开进吴淞口，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早就守侯多时的军警立即搜捕，扑了个空。上海道道台蔡钧打听到康有为被英国人藏匿在英轮琶里瑞号上，就派中国兵轮两艘来监视，又派人到琶里瑞号轮上交涉，要求英方交出康有为。英国船长拒绝中国官方代表登船。
    风声紧急。英方决定琶里瑞号轮船在9月27日载康有为南下香港，又派英舰帮那文尺号随行防卫。9月29日，康有为安全到达香港，先由香港英国总督勃来克安排在警察署的楼上住了一周，以防情政府派人来暗杀。后来，康有为觉得不方便，又迁至朋友何东家中居住。
    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约二十天。在得到日本政府应允后，他于10月19日偕同弟子、从者六人，在日人宫琦寅藏、宇佐稳来彦的陪同下，乘日轮河内丸离开香港赴日本。10月24日午夜，康有为一行抵达神户。不久以后，他又远赴欧美，开始了他辗转国外十五年，足迹遍亚欧、非、南北美五大洲数十国的流亡生涯。

    结语
    康有为就是这样，在九死一生中经历了种种险境，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终于使他化险为夷。这是戊戌政变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康有为本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是役也，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岂非天哉！事后追思，无一生理：吾先出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之告，宿天津必死。从仲？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登莱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项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变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言身以有待其兹……”（《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
    然而，康有为虽九死一生地脱离了专制统治者的屠刀，他的弟弟康广仁以及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锐等变法维新志士却被慈禧惨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鲜血也染红了中国历史！这是古老的中国走民主、进步与近代化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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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经济生活〗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戍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流血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多年。这一时期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百年后的读者们恐怕不大清楚。根据确切的史料，当时康、梁已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至于房地产，一句话：依靠在国外华侨区和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实业。

    康、梁以实业互助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1903年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当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多元。这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佣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约合今13万元。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10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
    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利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每年费用3000银圆（合今20万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约合今35万元。
    康、梁流亡国外，依靠海外华侨和日本友人的赞助，仍从事政治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康有为55岁时回国，由广东士绅邓华熙（1826—1917）等人的联名请求，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又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
    康有为晚年的经济状况非常富裕。一部分财源是海外的宪政党供给的，另一部分是用家产生息，买卖古董书画，来维持康家的高消费。
    1914年康有为定居上海后，就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上海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

    康有为出售书法
    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
    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售字”成了他晚年的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山东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康府于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粥（yu）书例”。
    康有为的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纸上书写各种墨迹，得心应手，游笔有余。康有为在报刊上大登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粥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4-5万元。
    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似“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园主人原是锋太人辛溪，后来园主破产，落入盛宣怀家庭手中，但一般上海人仍然习惯称为“辛家花园”。康有为特意把里边两座宫殿式的二层楼房，题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8年。

    康公馆、游存庐和天游学院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但是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院子中间有一座民族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奉着戊戌政变（1898年）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里面是木结构，外用竹子搭盖，充满着自然情趣，是康有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库和雇员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处木桥，大池内可以划船。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装点。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稀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边舍旁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糜鹿，一只猴子，一头驴子，500尾大金鱼。

    康有为晚年的庞大开支
    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平均每四天要吃一担（160斤）上白大米。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康有为还给女儿们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们每人2银圆。再加上应酬费，总开支每月不下1000银圆。康有为经常与外界联系，对国家大事表态，时常打电报，据说电报费可达上千银圆。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折合今日人民币50-60万元。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究竟是一种阿谀奉承还是嘲讽之辞呢？那就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摘自《纵横》2002年第6期，陈明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