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应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上）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要五大建设并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中国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通过怎样的方式，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增收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十字方针来看，经济建设仍然被放在首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由此可见，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
　　在当今中国尚有几千万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要狠抓经济建设是理所当然和必须。但当前我国还有约8亿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个别地区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在人均耕地面积如此少的情况下，假设我们不考虑国家粮食安全和销售等问题，就算是把全部的农田换种成经济作物，中国的农民经济增长空间究竟又有多大呢？在加入WTO参与全球竞争的情况下，仅用单纯的土地收益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确实不容人乐观，除非我们也像日本一样“禁止农产品进口，一个蕃茄卖到5美圆一个葡萄卖到1美圆”，但日本的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但笔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从常理上判断，我们减少了农民，那农民的人均耕地就增多了，耕地增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减少多少农民才能显著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呢？以按减少一半农村人口来计算，城市人口至少会增加4-5亿，这增加的4-5亿人口需要多少个城市来容纳呢？新增人口的就业，文化教育，卫生状况又如何来保证呢？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短期内农民的数量并不会减少多少，耕地的面积也不会增加多少，农民收入增长依然会很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守着人均1.4亩甚至不足1亩的情况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之举。尽管各地各级行政部门、各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效果并不显著。
　　二、特色新农村建设与中国特殊文化
　　从借鉴韩国经验、欧州经验、印度经验到国内近一年以来的各种实施模式与实践摸索来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从特殊性来看，中国有不同于外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地广物博，各省各地区有自己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文化底蕴等，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也应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从共性来看，中国的情况无论与哪一个国家相比相似性都不大，而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具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同一文化熏陶下繁衍与发展，早已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关系，而这个传统社会关系正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性。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费孝通先生描述得非常好：“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又是什么呢？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每个中国人都难以割舍的亲情、乡情、友情、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社会基础网络可以看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仅有中国才有的资源，建设具中国特色的新农村，也应该建基于这些中国传统社会关系。
　　由贵州团省委发起的“春晖行动”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服务于三农的行动。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贵州贫苦问题最为严重、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如何发现、探索、思考、总结、提炼、推广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以创新精神开辟扶贫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受省农业厅机关党委副书记郑传楼15年来反哺故土，义务帮扶家乡的启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贵州团省委策划了“春晖行动”。 “春晖行动”主题是围绕“三农”问题的解决，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以血缘、亲缘、业缘、地缘为网络，积极创造条件，发挥在外游子的自身优势，反哺故土，关注家乡的扶贫开发建设，并通过不同形式，志愿的长期参与家乡扶贫开发。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在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上，发挥个体和团体优势，提供有力的智力、物力、财力支持。形成城乡互动，良性转换的局面，以创新精神开辟扶贫新路径。“春晖行动”自2004年10月份启动实施以来，效果明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
　　从实施“春晖行动”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上，开辟扶贫新路径。对照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一点来看是统一的一致的，从贵州贫穷落后的现实来看，增加农民的收入是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的，可以说，“春晖行动”是找准了方向，找到了问题抓住了重点。
　　从实施“春晖行动”的策略来看，首先，“春晖行动”利用了中国社会网络资源。中国社会是家族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如果没有家族、朋友的认同，即使是大富大贵、功成名就，也是锦衣夜行。春晖行动”采取组织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建立“春晖助学金”；开展“春晖行动—我与家乡共发展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知青回访第二故乡；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为家乡献余热；组织企业家回乡参与家乡的建设；吸引海外华侨回乡投资等措施，为与农村有关联的个人和团体搭建回报与奉献平台，一方面为农村引进了大量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也符合了外乡人价值认同和价值实现的需求。其次，“春晖行动”利用中国人的社会公益需求。公益在当前中国是一个稀缺事物，正是缘于公益的稀缺性，公益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是人们行动方向的一大趋势，在近段时间内也将是大批社会人士为自己贴上“好人”这个标签的有效方式，“春晖行动”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才能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为三农服务。再次，“春晖行动”协调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解决三农问题。服务三农是政府的工作，回报乡村是社会的需求，如能协调政府工作与民间需求共同为三农服务，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指日可待。
　　“春晖行动”的成功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贵州实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前中国实际，而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是文化的缺失与人民对文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