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
1935年--1936年写成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
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1937年抗战爆发，蜇居读书。1943年任
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1944年升副教授。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后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0年起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6年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并兼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
孔子学会会长，《中国孔子》国际网站名誉顾问。著有《张岱年全集》等。
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即第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二哲学理论问题研究，第三文化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我对于
先秦诸子、汉魏哲学、
宋明理学、明清
实学都进行了研究，比较注意阐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分为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我提‘出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有以
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
一元论。我特别注意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围的阐释，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与
西方哲学与
印度哲学有所不同。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关于中国哲学，我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研究，我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阅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赞同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同时也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的哲学著作，对于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也颇为欣赏。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的观点。四十年代，我写了《哲学思维论》，用分析方法对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阐释，我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的主要论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谭理》、《论外界的实在》及四十年代所写的《事理论》等。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很少写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了。
关于文化问题，我自三十年代即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
传统文化复兴论，主张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长同时发扬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落后了，中国没有创建自己的实验科学，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必须向西方近代学习。但是，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我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就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
创造性思维，创建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文化。
清代学者论学，将学术分为三种，即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我比较注意研究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我认为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宣扬的，我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与辩证思想，试图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我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老而弥笃，在方法论上，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试图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做学问的方法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
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明代哲学家
王阳明曾讲“
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 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