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氏宗亲】舒庆春

老舍

舒庆春：(公元l899～1966年)，满族，自拆本姓“舒”为其字“舍予”，笔名老舍、絮青、鸿来、非我等；北京人。著名中国当代文学巨匠、作家、语言学家，人民艺术家。

舒庆春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清朝满族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他的母亲也是旗人，后来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北京的小羊圈胡同突然变得赫赫有名了。已有数以亿计的人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是小羊圈的老居民们说什么也想象不出，就凭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今，小羊圈改叫小杨家胡同了。它的西口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上。单看外表，小杨家胡同的确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么狭小、简陋，以至从它前面路过时，稍不注意，就会忽略它。小杨家胡同真是小，入口处只有一米多宽，除了自行车，别的车辆大概永远不用打算进去。胡同小还不算，它还不直，进了胡同走二十几步就碰墙，连着拐几个九十度的硬弯之后，才能看到一个豁然开朗的小空场。小空场周围分布着七、八户人家。过了小空场又是一个马蜂腰，细而直地往北伸去。到了最北头有一个更大的葫芦肚儿，它的东面便是有名的护国寺西廊之下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里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那时，隔不久，小空场的两棵大槐树下，就有一次集市，集市一过便相当安静。夏天，槐树上垂丝而下的绿槐虫在微风中打着秋千，偶尔招来一两个孩子，观看它们的吐丝表演。冬天，寒冷的北风卷着枯叶败草呼啸而过，往每家窗台上送几堆灰褐色细土面儿摞起来的小包包。空场之中，难得看见几个人影。

就在一个最冷的冬日的黄昏，在小羊圈最靠东南角的一个小院里(现在是小杨家胡同8号)，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刚到人世的小生命是那么弱小，又是那么的丑，他一声也没有吭，大人们全忙着抢救他的母亲。年过四十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要不是出了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抱在怀里温暖着，这个小生命也许就会在寒冷和忙乱中结束掉。大姐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把眼泪洒在了小弟弟的小脸上。这苦涩的泪便是他的人生洗礼。

这位诞生在小羊圈的小男孩，就是日后以写北京的社会生活而著称的作家老舍。当时父亲为他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

十四岁以前，舒庆春一直住在小羊圈。他早年丧父，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母亲百般无奈中，常把没有血色的脸贴在他的小脸上，连连吻着他说：“你不会投生到个好地方去吗?”母亲和小姐姐一天到晚忙着替人家做活洗衣服。孤独、寂寞和清苦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小羊圈和小羊圈东南角上的那个小院子便是他唯一的活动场所。院外的大槐树，院内的石榴树和歪歪扭扭的枣树是他不会说话的好伙伴。他没有玩具，南屋里翻出来的染了红颜色的羊拐子和几个磕泥饽饽的模子成了他仅有的宝贝。小羊圈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深深地溶进他的血液里，以至多少年后，无论在哪里，只要一闭眼，小羊圈和那个小院子就真真地回到眼前。他脑子里从来没出现过紫禁城高大的红墙和整齐的宫殿，代替它们的永远是小羊圈里的破门楼、石榴树和垂丝而下的槐树虫！他永远也忘不了贫苦的童年和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亲人。

舒庆春成了作家以后，曾三次大规模地把小羊圈胡同和诞生了他的小院子写进自己的小说。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说叫《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小说叫《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小说叫《正红旗下》。舒庆春让它们把小羊圈当作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二十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这三部小说都是被公认的舒庆春先生杰出的作品。这也许出于巧合，也许完全是必然。因为，若换一种幼年生活，很难想象小羊圈是否还会在作家舒庆春笔下出现。

追忆往事常常能写成好小说。正如舒庆春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和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产生好的作品。”

小羊圈和那所小院子里的一个，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舒庆春作品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一个掸瓶或一口水缸，放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有确切交待。也许有一天，作为高层次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会有兴趣复原舒庆春笔下的小羊圈胡同。人们来到这里，脑子里一定会蹦出种种舒庆春的文字。看见那小水缸，便身临其境地想起这段精彩的记述：“在夏天，什么地方都是烫手的热，只有这口缸老那么冰凉的，而且在缸肚儿以下出着一层凉汗。一摸好像摸到一条鱼似的，又凉又湿。”啊，那将是何等有趣而又特殊的享受啊！

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舒庆春作品的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这构成了舒庆春著作的一大特点。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

舒庆春的代表作，一般公认的有以下几种：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巧得很，全部是写北京的。可以说，舒庆春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

舒庆春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六十七年中在北京度过了四十二年，最后在北京去世。不过，在他从事写作的四十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却不在北京，只有解放后是十七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

舒庆春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舒庆春自己的实践是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的。作为这一主张最明显的例证是下面这个事实：舒庆春作品中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据统计，在舒庆春作品中共有二百四十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这种细节上的真实是舒庆春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分布上看，舒庆春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

“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舒庆春写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

如《老张的哲学》以德胜门外、护国寺两地为主要地点；《离婚》以西四的砖塔胡同为主要地点；《骆驼祥子》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要地点；《四世同堂》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土城、西直门外护城河为主要地点；《正红旗下》以护国寺小羊圈胡同、新街口、积水潭为主要地点。

和舒庆春作品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北京的西北角这一现象相对应的现象是：舒庆春本人的早期经历和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地区。

在舒庆春1924年去英国之前，他在北京住过、工作过、学习过的主要地点一共是二十处，其中有十四处是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的。

在清朝的时候，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北部偏西属于镶红旗。舒庆春的父亲是正红旗的护军。舒庆春熟悉北京的西北角是和他的族籍有直接关系的。舒庆春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土城是舒庆春的姥姥家所在地。舒庆春家的祖坟也在离姥姥家不远的一个叫明光寺的地方。到姥姥家要出德胜门。上祖坟要出西直门。

舒庆春的第一个小学是个改良私塾，在离小羊圈半里多路的正觉胡同的一座道士庙里。他的第二个小学在西直门大街上，高井胡同对面，以前叫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已拆除)。他的第三个小学在南草厂街，以前叫京师第十三高等及国民小学(已拆除)。他的第一个中学在祖家街，是公立第三中学。他的第二个中学即北京师范学校。由上北京师范学校开始，舒庆春开始离家住校。北京师范学校是一个管吃管住管学费甚至发鞋发帽子的一切都公费的学校。当时报名者极多，只择优录取五十名。舒庆春报了名，被录取之后，他才告诉母亲。他太爱读书了，母亲的财力完全养不起一个中学生，舒庆春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他的高兴和母亲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入北京师范学校之后的前两年多，学校在西城丰盛胡同(已拆除)，后两年多在西城端王府夹道(已拆除)，舒庆春始终住校。1918年舒庆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被教育局直接派到京师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

京师第十七高等和国民小学地点在东城方家胡同(现为方家胡同小学)，他既在学校办公，也住在学校。以后，1920年他升任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地点在德胜门外关厢北边的华严寺(今德胜门大街122号)。此时他住在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的翊教寺公寓。

舒庆春在1921年曾大病过一场，曾到卧佛寺去养病，病好之后搬到西直门大街上的儿童图书馆居住(今北京西直门大街57号)，以后搬到西四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去住。在那里一边上英文夜校，一边帮教会做些社会服务工作。

1922年秋，舒庆春正式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书。1923年春，舒庆春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教育会一中和灯市口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北京教育会在北长街(今北长街小学)，所在地以前是雷神庙，它的东北角有一间小北房，是舒庆春的宿舍。舒庆春在地方服务团(已拆除)工作时曾到燕京大学(已拆除)旁听英文。

由于有这些经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舒庆春熟悉了护国寺、西直门、新街口、土城；在任北郊劝学员时期他熟悉了德胜门内外、积水潭；在养病时期他熟悉了西山一带；在缸瓦市基督教堂时期他熟悉了砖塔胡同、西安门大街、西四；在教育会时期他熟悉了南北长街；在一中、地方服务团时期他熟悉了旧鼓楼大街。

这些地方日后几乎全都成了舒庆春作品的主要地理背景，被写进《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北京西北角是舒庆春的摇篮，北京西北角也成了舒庆春作品主人公的故乡。北京是舒庆春的创作源泉。

舒庆春在《想北平》一文中有一段话十分感人：“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舒庆春是爱国主义作家，他的爱国是通过爱北京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他爱积水潭的小鱼，爱高亮桥的垂柳，爱顶小顶小的小羊圈胡同，爱祥子，爱程疯子，爱王掌柜，爱祁老人，爱母亲表现出来的。

舒庆春是由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浑身上下带着固有的特点，就像他多次描写过的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一样，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它依附在母亲——雄伟古城的胸口上，顽强地钻了出来，骄傲地长成了树，从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令人赞叹不已。

从1924～1949年底，舒庆春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舒庆春在英国住了五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死年，在青岛住了三年，在武汉住了一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七年半，在美国住了三年半。在这二十五年里舒庆春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成了一个文学队伍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二十五年，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年代，是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舒庆春是这个大时代的经历者、见证者、描绘者和改造的参与者。在他的笔下，这个大时代是痛苦的，悲凉的，充满了矛盾和磨练，它不可能有别的结局，除了革命。对舒庆春个人来说，同样的，这二十五年的经历，也是动荡的，多难的，艰辛的，飘泊不定的，不断探索而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恰如一幅缩小了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1924年以前的二十五年是作家舒庆春的预备期和酝酿期的话，那么，1924年以后的二十五年，则是作家舒庆春的成长期和成熟期。

舒庆春到英国之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任期五年。住了不到半年，由于思乡、模仿、暴露和说理四种冲动的催促，他拿起笔，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手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由1926年第七号开始刊登，一气连载半年。第一期上署名“舒庆春”，由第而期起改署“老舍”。从此，舒庆春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讽刺，风趣的幽默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使文坛耳目一新。一年之后，《老张的哲学》合印成单行本，销路很好，轰动一时。

在伦敦舒庆春先后住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巴尼特(Barnet)的卡纳旺街(Carnarvon

Street)18号，离伦敦有十一哩。房东是两个英国老姑娘。舒庆春和作家许地山一起合住在这里。故事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许地山便拿出一本油盐店的账本开始写小说，笔可是钢笔，常常力透纸背地把钢笔尖插到账本里去。半年之后，舒庆春搬到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詹姆斯广场大街31号，这次是和艾支顿夫妇合租一层楼，条件是舒庆春出房钱，艾支顿供给舒庆春饭食。附带的条件是舒庆春教他中文，他教舒庆春英文。这种合作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即舒庆春帮助艾支顿完成了中国古典名作《金瓶梅》的翻译。合住三年期满后房东要加价，他们只好分手，舒庆春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在托林顿广场(Torrington Sguare)附近。最后一个住处是在伦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尔路(Montrell Road)31号，也只住了半年多。

东方学院的假期加起来每年差不多有五个月，加上拥有一个幽静的好图书馆，舒庆春在这里继《老张的哲学》之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尽管舒庆春不怎么喜欢英国人和英国社会，但是他得感谢那幽静的图书馆。隔了好多年，舒庆春还在感慨：“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舒庆春在英国完成的头三部小说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公认的奠基人之一。正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在舒庆春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1929年夏,舒庆春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月,所到的国家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这样一来，他的钱仅够到新加坡的，便在新加坡下了船。在当地的华侨中学找着了事，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第二年春天才回国。在北京他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涤洲先生家(西城机织卫烟通胡同6号，今9号)。在这里，他第一次和北师大的女学生胡小姐相识。后来，她成为他的夫人。1930年夏，舒庆春应聘到山东济南鲁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

山东时期是舒庆春的大丰收期，在舒庆春的创作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时期中舒庆春平均每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平均每月创作一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短篇小说集是：《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还有《东海巴山集》中的东海部分。此外，还出版了《舒庆春幽默诗文集》、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和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的前三章。在七年多的时间里舒庆春总共创作了二百篇作品。它们不仅数量上较多，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造诣上都有较大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重要成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月牙儿》出世之后，极为轰动，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舒庆春的传世之作。《骆驼祥子》1945年以后陆续被翻译成三十八种文字，走进了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之林。

在济南，舒庆春一家人住在南新街58号，这是他利用暑期写作《猫城记》、《牛天赐传》和《离婚》的地方。在青岛，舒庆春一家人先在原莱芜二路现登州路住过一个短时期，后来在金口三路2号住了一年多，又在黄县路12号住了一年多。在黄县路居住期间舒庆春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学职务，正式成为职业作家，并完成了他的名篇《骆驼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舒庆春举家由青岛搬到济南，再次住进齐鲁大学，先在东村平房小住，后来住进大学院内的常柏路2号。1937年11月15日傍晚，在这里，舒庆春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提了一只小皮箱，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舒庆春的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人们在羸弱的书生外表之下看到了一副极硬的筋骨，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很快就被推崇为抗战文艺的核心人物之一，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的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舒庆春的案头，爱摆几朵鲜花，有烟在手，有花在桌上，是创作妙境。在武汉，山花又上了舒庆春的案头；不过花瓶是酒瓶子，花是豆花、菜花、野花，一朵或两朵。它们，象征着纯洁、生机和乐观。人们知道：舒庆春又开始写作了；不过，这回，舒庆春笔下迸出的是火的花！血的花！“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慨；至少须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这点信念，舒庆春把流亡变成了战斗。

在抗战中，舒庆春基本上是四海为家，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所到之处甚多，住过的地点和房子也很难以统计。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六处：一是武昌云架桥华中大学游国恩教授家；二是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冯玉祥将军处(已拆除)；三是重庆青年会；四是重庆白象街《新蜀报》馆；五是重庆陈家桥冯玉祥将军家(已拆除)；六是重庆北碚蔡锷路12号。

舒庆春在八年抗战中的最大的功绩是两个：一是组织和领导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成为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抗战的八年的时间里，舒庆春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半部《蜕》；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和《东海巴山集》的巴山部分；长诗集《创北篇》；话剧九部，其中独立完成六部，合作三部；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散文、杂文、短诗、歌词、报告、论文、评论、回忆录、鼓词、相声、太平歌词、河南坠子、公开的书信等。这一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十余篇。

这些作品，除回忆录外，每篇都和抗战有关，这个事实说明舒庆春的确实现了他要为抗战极尽全力的诺言。

1946年3月舒庆春和剧作家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当时正值美国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并被评为“每月佳书俱乐部”的佳书，发行一百万册，成为畅销书。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舒庆春和曹禺决定利用这次访问广泛地对外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特别是抗战文学的成就。他们在美国用了大半年时间作了周游美国的旅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们由接触的美国各界人士口中得知：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非常可怜的。舒庆春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空白。他在纽约西八十三街的118号租了两间房，把自己锁了起来，谢绝正式的社交，按自己的安排，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祖国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舒庆春一个人滞留在大洋彼岸，作为一个文学家，舒庆春在另一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加紧工作，他要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偿自己的孤独和思乡，给自己国内的同伴一些实际的支援。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他说，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在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多介绍一些现代的文化，如抗战的话剧，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在小屋子里，舒庆春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而且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舒庆春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舒庆春还组织了《离婚》的再翻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被翻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长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舒庆春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舒庆春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1949年12月9日，舒庆春应周恩来总理和众多知名文学家老朋友的邀请，由美国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抵达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立即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在1950年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被选举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

回到北京后，舒庆春创作的闸门一下子冲开了，真像高坝上开了闸的江水，奔腾而来，一泻万里。他的又一个创作黄金时代开始了。

他所器重的、疼爱的、亲如手足的、走入绝境的受苦人，如今，全都翻了身，一个个全都成了堂堂正正的人，这使舒庆春乐得并不上嘴，打心眼里感到舒畅和兴奋。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舒庆春身上产生了一种天生的直观的感受，而且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以至用不着一般知识分子对原出身的背叛，就一下子全部体验得明了透澈。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曾是穷人，他写了一辈子穷人。

周扬赞叹：舒庆春“成为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舒庆春向周总理询问：可不可以自己买一所小房子。总理的回答是肯定的。舒庆春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在东城丰盛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今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经过修缮之后，舒庆春和刚由四川北碚返回北京的亲属于1950年4月一起搬了进来。

舒庆春在这所小房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草，栽了两棵柿子树。腿病使舒庆春行走不便，也不能久坐。他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花，搬搬那盆苗，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于他的工作的生活方式。赶上狂风暴雨，就得全家总动员。几百盆菊花，要很快地抢进屋里去。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它们运出来，非常劳累、十分紧张。

夏天，是昙花放蕊的时候，秋天，是菊花争艳和柿树结果的时候，舒庆春常约朋友们来赏花。朋友们在满树的丹柿之下，一边观赏着上百种姿色的菊花，一边品尝着北京传统食品，或许是烤肉，或许是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变出来的什锦小吃。临走的时候，舒庆春一定要朋友们带上一些刚摘下来的柿子，或者分去一些花芽子。看见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舒庆春心里特别喜欢。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下了一场大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舒庆春一连几天都心里难过。所以，舒庆春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舒庆春的写作间兼卧室是北屋的西耳房。在这里，舒庆春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部戏剧、两部小说和大量的曲艺作品以及散文、杂文、诗歌。他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奖状，是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共同签署颁发的，为奖励舒庆春创作了优秀话剧《龙须沟》而授予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舒庆春的另一个光荣称号是“语言大师”。他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由于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而被当作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代表作。《茶馆》后来成为第一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话剧，它的演出轰动了西欧、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国内外观众对舒庆春语言一致给了极高的评价。

在舒庆春的客厅里，既可以遇见国家领导人、著名作家、演员、画家，甚至外国的大主教，也可以遇见送煤的工人、送牛奶的青年、街道上的大嫂、警察、瓦匠、花匠、少先队员、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卖画的、护士、拳师、战士……当这些朋友来访的时候，舒庆春给他们泡香片，请他们看花、看猫、赏画、看他收藏的名伶画扇，有时朗诵一段刚写的作品请他们提意见。欢乐的笑声常常充满了整个小院子。这是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家。

舒庆春一直在这里住到1966年8月24日突然离开人世为止。十八年之后，丹柿百花小院被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白大理石放在院中，上刻着几个大字：“舒庆春故居”。人们像舒庆春先生活着的时候一样，川流不息地来到这里，他们渴望了解舒庆春先生的一切。这里，又成了一个“有笑有泪”的地方。

1966年8月23日的文化大革命中，舒庆春在北京孔庙遭到红卫兵的毒打，不堪躏辱的舒庆春投入北京太平湖自尽。

1967年8月24日凌晨，许林邨扛着一块碑来到太平湖畔，与一位朋友将它立下，然后默哀，“只当是给舒庆春先生开了个有两个人出席的追悼会”。

舒庆春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在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舒庆春，说他终于领悟了舒庆春曾讲给他们听的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舒庆春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并获1979年川端康成奖。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北京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被城墙的灰土填平。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许多人曾经步舒庆春的后尘，投入太平湖自尽。

2005年8月24日，舒庆春在北京下葬，妻子胡絜青与他相伴。上午9时，舒庆春的儿女舒乙、舒济等，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取出父亲的骨灰盒，步行到不远处的革命公墓一区，在刚刚建好的墓穴前，将父母的骨灰盒放在一起，准备安葬。

墓由舒乙设计，没有隆起的墓室，墨绿色花岗岩铺地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舒庆春浮雕头像，一圈圈白色波澜由此散开。两个汉白玉矮墙与墓座围合，其一上刻舒庆春夫妇各自的签名和生卒日期，其二以胡絜青生前所绘工笔菊花为底，上刻舒庆春生前所言：“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舒庆春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舒庆春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舒庆春的画像，盒里有舒庆春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舒庆春之父相似。1900年，舒庆春之父，一个守护北京城的清军小卒，战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死后遗留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舒庆春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舒庆春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舒庆春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舒庆春在北京孔庙遭红卫兵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三十九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舒庆春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舒庆春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舒庆春研究会、舒庆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父亲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舒庆春当年加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四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这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舒庆春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舒庆春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舒庆春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有一次舒乙和谢冰心交谈，谢冰心说：“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舒乙问：“您怎么知道？”

谢冰心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著名作家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2004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就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得落泪丁冬。

当年，病中的巴金托人到舒庆春墓前默哀。“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的‘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舒庆春，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巴金在《怀念舒庆春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舒庆春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化界无法估量的损失。他的作品曾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前位提名，在几乎就要成为现实的关键时刻，他却被政治洪流迫害致死。而诺贝尔奖章程规定，死者不能获奖，于是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宝贵机会。另一次是沈从文，也是因为去世的原因，没有最后获得授奖的机会。

面对一代文学巨匠的血衣冢，不知当年那些对一个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老人挥舞武装带的红卫兵们，如今能安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