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源文化| 《侯氏春秋》侯姓名人简介（二）

       侯嬴(?-前257年)，战国时魏国人。家贫。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监门小吏。信陵君慕名往访，亲自执辔御车，迎为上客。前257年，秦急攻赵，围邯郸(今河北邯郸)，赵请救于魏。魏王命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中途停兵不进。侯嬴献计窃得兵符，夺权代将，救赵却秦。因自感对魏君不忠，自刭而死。

       侯宣多: 春秋战国时侯姓名人较多。郑国有大夫侯宣多、侯羽，鲁国有侯叔夏、侯犯，齐国有侯朝，魏国有侯嬴。

    秦汉之际，中原一带战乱频仍，侯氏部分人外迁至河北、甘肃的一些地方，如西汉的侯芭为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东汉的侯瑾为敦煌人。

       汉末，侯宣多的后裔迁徙上谷郡(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发展成旺族，裔孙侯恕为北地郡(治今宁夏吴忠县西南)太守，在北地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安家。侯恕四世孙植，随北魏孝武帝西迁，被赐姓侯伏侯氏，又赐姓贺屯氏，其后复旧姓，仕北周，任骠骑大将军，封肥城县开国公;其孙侯君集，为唐太宗得力战将，曾率兵平灭吐谷浑、高昌等国，任吏部尚书，封陈国公，以功绘像凌烟阁。

      两晋南北朝时期，侯氏有迁至今贵州、四川、广东、辽宁等省者，如西晋的侯馥为牂柯(今贵州凯里县西北)人，南朝陈侯瑱为西充(今属四川)人，南朝陈侯安都为始兴曲江(今属广东 韶关)人，又有东汉大司徒河南密县人侯霸的后裔于南朝时迁居丹杨(今安徽当涂县东北小丹杨)。

       唐代的《元和姓纂》列上谷、丹徒、三水、绛郡(治今山西 新绛)、河南(今河南洛阳)为侯氏郡望，侯氏还分布于今陕西、福建的一些地方。宋、明时期，今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北京、上海等省市都有侯氏的聚居点。

      从清初开始，福建、广东侯氏陆续有人迁至台湾，此后，有的人又移居海外。

      侯犯: 春秋时期郈邑人，为马正出身，仗着身高力大，武术超群而野心勃勃，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是阳虎，他要挟持叔孙氏，控制"三桓"，总揽鲁国大权。如此虎视眈眈之辈，怎能听叔孙氏的驱遣和役使呢?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全不把叔孙氏放在心中。叔孙氏也视侯犯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欲翦除之，无奈力不从心，只好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子里吞。如今有了这个机会，他自然急如星火。

    且说郈邑委吏驷赤，是叔孙氏的心腹。此人足智多谋，颇得侯犯赏识和信赖，事事俱都与他商定而行。堕郈部队兵临城下，侯犯欲出城块一死战。驷赤劝他暂时按兵不动，把全部武器都收集到府衙中来，待齐援兵来到，召集壮丁，发给武器，杀出城去，前后夹击，可以稳操左券。侯犯接受了驷赤的意见，暂不出战。

    驷赤闻听齐大司马穰苴率五百乘兵车离郈城十里下寨，吓得心惊肉跳。他深知穰苴智勇双全，用兵如神，一旦真的与侯犯内外夹攻，孟叔二氏必然被杀得一败涂地，自己岂不真的为侯犯献计，助纣为虐，害了主公，因而留骂名于千古吗?他想，若要保全孟、叔二氏，只有用釜底抽薪之计，将侯犯逐出城去，使穰苴师出无名，势必班师。于是驷赤派心腹在城内散布流言:侯犯已将郈邑降送齐国，齐侯已派大司马穰苴来接收，于离郈十里处下寨。三、五日内全邑居民一律劫往齐国边境垦荒种田，有敢不从者，诛其九族。城中居民闻听此言，人人自危，推举绅耆来问驷赤。驷赤回答说:"确系事实，不日齐军即将入城劫民，百姓将受背井离乡之苦。"绅耆向驷赤求救。驯赤说:"侯犯只顾自身富贵，全不顾城中居民世代居此，庐墓于此，岂能安土重迁!赤愿与全城居民同生死，共存亡!但必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绅耆依计而行，全城居民听说洗劫临头老幼悲泣，妇女啼哭，少壮咬牙切齿，冲进署衙，劫了兵器，把个署衙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兵卒哗变，倒戈杀来署衙。军民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定要将侯犯碎尸万段，剁为肉酱。

      侯犯正在做着美梦，闻听兵变民反，吓得神魂出窍，忙派人请驷赤来想对策。驷赤说道:"众怒难犯，恐齐兵未及进城，吾公生命即为全城兵民所害，如之奈何?"

      侯犯说:"功败垂成，说也痛心。目下只求免祸，岂敢再有奢望!众声汹汹，只恐插翅难逃。"

      驷赤假意说:"请公即刻收拾细软，赤当舍命护送公及宝眷出城。事不宜迟，迟恐有变!"

      驷赤护送侯犯及眷属出城。于是郈城顺利地拆除了三尺高度，以符合周礼所规定的限度。叔孙氏委驷赤为郈邑宰。

    侯生 : 秦朝时韩国人，秦始皇身边方士，顾问。与徐福卢生齐名。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是坑方士还是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许多举措之后，秦始皇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死罪。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先后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侯生、卢生两人。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争议

    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几次?秦始皇到底坑过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争议之一，秦始皇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持论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史籍中对此事件所提及的的具体人物为侯、卢二生，以及韩众、徐巿等四人，《史记》载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四人皆为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当受骗，发怒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一致，只不过这次株连面过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与儒家观点类似，但是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之士。汉初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等对秦政多有评论，屡屡谴责焚书事，但也从未论及"坑儒"之事。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之博学，"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知晓，假如秦始皇所坑确实是儒，尊儒的贾谊、董仲舒等绝无不议之理。据此可以判断，"坑方士"之说，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时间距秦已远，"剧秦"之社会舆论、儒家独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之学风日盛，提供了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的土壤。班固用"术士"一词，其词义就更加广泛，他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术士"已有隐指"儒生"之意，于是就被后人附会为成"焚书坑儒"。

        第二，对被杀者所定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费以巨万计"的赏赐，可是"终不得有药"。反而却作诽谤之言，最后一个个逃跑了。皇帝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他们，这就是"坑儒"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杀所聘之"文学、方术士"460余人。因此，即便460 余人中确有儒生之流，但秦始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而非针对儒家。

        根据以上两点，不能说被杀的460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由其代表人物为侯、卢二生可推知，被杀者的主体应是方士，其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因此，不能说秦始皇是"坑儒"，只能说是"坑方士"。但是，关于"焚书坑儒"，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即秦始皇坑的是儒，而非仅仅是方士。因为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既然扶苏以诸生法孔子替"术士"求情，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坑的是儒生)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卞的宋志辉被秦始皇给诛杀九族。史称斩宋叼，诛九族。 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颇有争论。

       争议之二，秦始皇坑儒次数以及人数。对于这一问题，《史记》、《资治通鉴》、《藏书》以及现代的《中国通史简编》，都说始皇坑儒仅有一次，即公元前212年的那一次。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也认同这一观点，书中这样写道:"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起因是有些书生对始皇不满，说他'专任刑律'、'乐刑杀为威'等等，秦始皇以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就把他们逮捕，严刑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最后全部在咸阳坑杀。但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460余人，这是公开坑杀。其目的是想"杀鸡做猴","使天下知之", 以惩效尤。第二次规模更大，一下坑了700余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为"巧妙"和残忍。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埋杀，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外人不得可知，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唐朝颜师古注《汉书·儒林外传》也引用了这段故事。

       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儒林传正义》，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人知之者甚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不否认骊山坑儒的史实，但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是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杀，另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坑埋;前一次是460人，后一次是700余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卫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很高。加之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卫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   

         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元代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记载:"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令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人。"《太平御览》所引《古今奇字》记述也同意这一说法:"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硎谷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而填之以土，皆压死。"有人据此认为，秦始皇坑儒不止发生一次，并且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四百六十余博士、诸生，广大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的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来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几次，多少人，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460人也好，700人也好，焚书坑儒(即使所坑是方士)属于一种极端残忍的野蛮行为，秦始皇也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侯公: 汉初著名辩士“平国君”,侯公讳成，字伯盛，汉朝山阳防东人，当时是刘邦的宾客。

　　据说为感谢候公的功劳，刘邦封侯公为平国公，但侯公却躲起来不接受晋封，也不再和刘邦见面。 刘邦为表彰候公的贡献，仍赐之一府邸，但这位平国君却从未踏入这府邸一步。   

　　楚汉战争中侯公通过自己的才华，说服项羽释放刘邦的父母、妻子和儿子等五人。然而这场外交刘邦负约(《鸿沟协定》），一代枭雄项羽悲壮而终。可惜《史记》没有记录当时的言辞，宋文学家苏轼代侯公写了该文，苏轼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外交工作，非常佩服侯公的外交辞令，一代文豪因此根据历史史料大胆发挥现象，写《代侯公说项羽辞（并叙）》全文并序如下：   

　　汉与楚战，败于彭城。太公间走，见获于楚。项羽常置军中以为质。汉王遣辩士陆贾说项羽请之，不听。后遣侯公，羽许之，遂归太公。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　　

　　汉王四年，遣辩士陆贾东说项王，请还太公。项羽弗听，贾还。汉王不怿者累日。左右计无所出。侯公在军中，而未知名，乃超进而言曰：“秦为无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奋不顾身，建大义，除残贼，为万民请命。今秦氏已诛，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庆大矣。宜与太公享万岁无穷之欢。不幸太公拘于强仇，以重大王夙夜之忧。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诸臣，未有输忠出奇，以还太公之属车，蹈义死节，以折项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议汉为无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愿先即辱国之诛。”汉王嘻戏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于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计，未获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东向而不忘也。顾为之奈何？”侯公曰：“臣虽不敏，愿大王假臣革车一乘，骑卒十人，臣朝驰至楚壁，而暮与太公骖乘而归，可乎？”汉王慢骂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陆贾天下之辩士，吾前日遣之，智穷辞屈，抱头鼠窜，颠狈而归，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则丧气。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则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贾也，恃之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贾乃困辱而归，是大王气丧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于陆贾，乃遂惩艾以为无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无还期，待天下为无士也。”汉王曰：“吾岂忘亲者耶，顾若岂足以办此？且项王阴忮不仁，徒触其锋，与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赵平原君苦秦之侵，欲结楚従也，求其可与従适楚者二十人。盖择于门下也，食客数千，得十九焉，其一人无得也，最下客毛遂请行。平原君不择而与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従于立谈之间者，毛遂功也。日者，赵王武臣见获于燕，以其臣陈余、张耳之贤，择人请王，往者十辈，无一返者。终于养卒请行，朝炊未终，乃与赵王同载而归。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愿为大王之毛遂、养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余、耳之听哉。”汉王曰：“善。”即饬车十乘，骑卒百人，以遣侯公。　　

　　侯公至楚，晨扣军门，谒项王曰：“臣闻汉王之父太公为俘囚，臣窃庆大王获所以胜于汉者。前日汉王遣使请之，而大王不与，至将烹焉，臣窃吊大王似不恤楚矣。”项王嗔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荐死，乃欲为而主行说以侥幸也。且吾亲与人角，而获其父，固将甘心焉。今乃言无恤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区区之身，备汉之使，而有谒于大王，故大王以臣为汉游说而忘忠楚也。大王试幸听之。使其言有可用，则楚汉之大利，两君之至欢，岂臣之私幸也。使其言无可用，则臣徐蹈鼎镬，以従太公之烹，盖未晚也。”　　

　　项王曰：“太公之不得归必矣，若将何言？”侯公曰：“夫汉王失职，怏怏而西，因思归之士，收豪杰之伍，举梁汉之师，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齐魏，日引而东，以与大王决一旦之命，大王视其志，固将一天下，朝诸侯，建七庙，定大号，为万世基业耶？抑将区区狥匹夫之节，为曾参之孝而已者耶？且连兵带垒，与楚百战以决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军覆将死，自救不暇，凡所以运奇决胜为大王之勍敌者，在汉王与诸将了事耶？抑太公实为之也耶？虽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则太公，独一亡似人耳，不足为楚、汉之轻重。大王幸虏获之，而祸福实系焉，视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强，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为失其所用，未若不获之为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归者，固以要之。诚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则权在我。要而不能致，则权在人。权之所在，以战必克。则要者，名也；归者，实也。大王苟不得志于名，当速收效于实，无为两失而自遗其患。是以臣窃为大王慎惜此举也。大王固尝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报之曰：‘必欲烹之，愿分羹焉。’且父子相爱之情，岂相远哉。方汉王窘于彭城，二子同载，推堕捐之，弗顾也，安知其视父不与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诚笃于爱父，固将捐兵解甲，膝行顿颡楚之辕门，为之请一旦之命，今励士方力，督战方急，无一日而忘与楚従事，此其志在天下，无以亲为也。大王今不归之，以收其实，将久留之，以执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　　

　　项王怒气少息，徐曰：“顾吾所仇者汉王尔，其父何与耶？且汉王亲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数矣，我常易而释之，今乃曰东向必欲亡楚而后已，故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于一时，况与之归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赐听臣，臣请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义诛暴秦者，惟楚。世为贤明显名于天下者，惟楚。天下豪杰乐従而争赴者，惟楚。被坚执锐为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强将武，百战百胜，莫如大王。诸侯畏惧，惟所号令，莫如大王。割地据国，连城数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数者以令天下，朝诸侯，建大号，何待于今。然而为之八年，智穷兵败，土疆日促，反为汉雌。大王尝自知其所以失乎？”项王曰：“吾诚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试论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财均则气均，气均则敌偶，然后胜负之势，决于一时。今大王求与汉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骤以己资推遗之，已而财索气竭，徒手而校之，则大王之胜势去矣。夫仁义礼智，所以取天下之资，而制敌之具也。大王乃弃资委具，以为无所事，以故汉皆获而收执之，此所以自引而东，视大王如无也。”项王曰：“何谓弃资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汉王之入关也，秋毫无所犯，解秦之罟，约法三章，民大庆悦，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烧屠戮，酷甚于秦，秦人失望，何以为仁？大王始与诸侯受约怀王，先入关者，王之，汉王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叩关决战，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约，迁之南郑，何以为信？大王以世为楚将，方举大义，不立其后，无以令天下，遂共立怀王而禀听之，及天下且定，乃阳尊为帝而放杀之，何以为义？以范增之忠，陈平之智，韩信之勇，皆人杰。争天下者，视此三人为之存亡。然而增死于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为智？是以汉王于其入关也，天下归其仁。其还定三秦也，天下归其信。为义帝缟素也，天下归其义。其用平、信也，天下归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资，可畜之具，惟其委弃而不用，故汉皆得而收执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税驾也。方今之势，汉王者，高资富室也。大王者，窭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趋窭人而趋高资富室，明矣。然则大王今日之资，恃有一太公尔。天所以相楚也。今不归之，以伸区区之信义，纾旦夕之急，臣恐汉人怒气益奋，战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资遗汉，且将索然而为穷人矣。此臣所以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与见制于人，克人之与见克于人，岂同日而语哉。愿大王熟计之。”　　

　　项王曰：“孤所以恩汉者亦至矣。然去辄背我，今其父在此，犹日急斗，诚一旦归之，徒益其气尔。”侯公曰：“不然。臣闻怀敌者强，怒敌者亡。大王于汉，有足怀而制之，乃欲怒而斗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将遂孤楚矣。大王诚惠辱一介之使护太公，且致言汉王曰：‘前日太公播越于外，羁旅敝军，获侍盥沐者三年于兹，而君王方深督过之，是以下国君臣未敢议太公之归。今君王敕驾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问安侍膳之欢，敢不承令，敬遣下臣卫送太公之属车以还行宫。孤亦愿自今之日，与君王捐忿与瑕，继平昔之欢，君王有以报不谷者，皇天后土，实与闻之。’如此而汉不解甲罢兵以答大义，则曲在彼矣。大王因之号令士卒，以趋汉王，此秦所以获晋惠公也。今大王不辱听臣，臣无所受命而归，汉王固将恸哭于军曰：‘楚之仇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归矣，且号为举大义，除残贼，拯万民，终之有不共戴天之仇，何面目以视天下，今日之事，有楚无汉，有汉无楚，吾将前死楚军，不返顾矣。’汉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趋楚军，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　　

　　项王曰：“善。吾听公，姑无烹。公第还，语而王令罢兵，吾今归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贵乎早决，勇贵乎必为。早决者无后悔，必为者无弃功。王陵，楚之骁将也，一旦亡去汉，大王拘执其母，将以还陵也，而其母慷慨对使者为陵陈去就之义，敕陵无还，遂伏剑而死。故天下皆贤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郁抑于大王之军，久矣。今闻使者再返，而大王无意幸赦还之，臣窃意其变生于无聊，不胜恚辱之积，一旦引决，以蹈陵母之义，则大王悔恐自失，虽欲回汉军之锋，不可得矣。臣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方今大王粮匮师老，无以支汉，而韩信之军，乘胜之锋，亦且至矣，大王虽欲解而东归，不可得矣。臣愿大王因其时而用其机，急归太公，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大王解甲登坛，建号东帝，以抚东方之诸侯，亦休兵储粟，以待天下之变。汉王老，且厌兵，尚何求哉，固将世为西藩，以事楚矣。”项王大悦。听其计，引侯生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会三日而归之。　　

　　太公、吕后既至，汉王大悦，军皆称万岁。即日封侯公平国君，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者，故号平国君焉。”

　      附苏轼：  代侯公说项羽辞（并叙）

　　　大风起兮云飞扬，四面楚歌，多悲壮的场景啊！有时想起古战场不禁多有崇拜和敬畏。苍天所生众多的人民，谁没有父母？从小拉扯带领，抱着背着，唯恐他们夭折。谁没有亲如手足的兄弟？谁没有相敬如宾友的妻子？他们活着受过什么恩惠？又犯了什么罪过而遭杀害？他们的生死存亡，家中无从知道；即使听到有人传讯，也是疑信参半。整日忧愁郁闷，夜间音容入梦。不得已只好陈列祭品，酹酒祭奠，望远痛哭。天地为之忧愁，草木也含悲伤。这样不明不白的吊祭，不能为死者在天之灵所感知，他们的精魂也无所归依。何况战争之后，一定会出现灾荒，人民难免流离失所。唉唉！这是时势造成，还是命运招致呢？从古以来就是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呢？惟有宣扬教化，施行仁义，才能使四方民族为天子守卫疆土啊。历史事件就是如此残烈地发生，如今偶有突思，载此文以抒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