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氏宗亲】“辽东三才子”之一——房仲南其人及其思想

房毓琛（1845-1900年），字仲南，清道光年间奉天辽阳人，时称“辽东三才子“之一。著有《隅梦草堂诗草》。

近代东北社会种种深重的危机与难以化解的矛盾,深深地刺激了那些具有清醒意识的士子文人。被称为“辽东三才子”之一的房仲南(1845～1900)以细致的描写、简洁的语言讲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境况,官吏如强盗般欺掠百姓,以至于“谓民胡畏官,畏官有贼能”①。他记叙了1870～1871年间辽宁金州地区连发洪水,百姓流离失所的凄惨景象以及甲午战争时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清军疯狂掠民的场景。

东北近代进步的文人诗歌创作,实际上是沿着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之路向前行进的,他们从“经世致用”改造社会的目的出发,希望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考治、辨学、谏政之得失,以达到匡时济事,除弊兴政的目的。东北近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普遍将消除危机重振国势的希望寄托在皇权浩荡上,如房仲南认为,“胜败君恩重,能成将帅名”⑤。他们期盼着有英贤人物横空出世,大兴改革来改变积贫积弱的现实局面。他们心目中贤臣良士的标准主要在于为官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如刘汝骥在《戊午客吉林诗》中为当政者开出的治乱药方是“治世”必先“治吏”,“治吏”则必须诉诸官吏个人道德上的自律、自觉,谓之“模正形自端,陶者慎所埴”。表明他们对现实批判所采取的立场是道德的而非历史的。同时,在他们对现实的揭露与抨击中,还夹杂着对东北早期开发时期某种秩序混乱的不满与步履维艰的哀叹,当然也就会有伴随于此的对政权对东北地区更为有效治理的祈望,有对其威力所至社会早日走向稳定的拥盼。他们的忧虑、不满与批评不是在认识与洞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无可挽回衰败的基础上对现实政治发出的诘问与谴责,不是欲从根本上可能动摇现实统治的,而只是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的。因而,这一性质就决定了东北近代诗歌创作相比古代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是在旧的文学表达范围内新的题材内容的出现和感情力度的增加,是中国古代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继承发扬,而尚未前行到明确提出反皇权,反封建,追求民主平等思想,进而与反殖民侵略的融合。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忠君,与此相联系,是中国特有的“天下”意识。皇帝上为天子,万民乃天子治下的臣民,天下即为“国”,皇帝又为天下之主,那么爱国即等于为君尽忠。爱国=忠君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近代东北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他们指责作战不力,实际上带有请朝廷明察、慎用统帅的用意;临危不退,主观上亦含有尽忠尽孝的苦心。正如房仲南所言:“圣主悲和议,中朝愧贷金。但令一战捷,岂惮四夷侵。”天下的安危,民族的前途,全系于君主一身,待到朝廷“招兵辽水侧,大战草河旁。何日天狼灭,连云拥将幢”⑦之日,也正是自己“受任苍黄际,孤臣报国年”之时,个人—国家(民族)—皇君,三者就是这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由“天下”意识到文化上的“华夏中心”观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果:皇上君临天下,八方朝贺,中华文化必是天下倾慕、万古不移的最完美之物。在国势日衰的形势下,士大夫们在自我感觉中仍不忘皇威赫赫,憧憬着“大开明堂受朝贺,协和万国来受裳”⑧,相信大清国定能降伏那些“蛮夷”、“整顿乾坤”。从张之汉诘问大清王朝龙兴之地岂能成为日、俄两霸争斗厮杀战场的“那堪跨海龙兴地,竞作崩山虎斗场”⑨到张元奇将中朝关系视作“一家父子今犹亲”⑩,再到成多禄仍将日本称为“倭儿”,近代东北士大夫的意识深层中潜藏着浓厚的天朝大国、华夏独尊的自大的文化心态。历来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东北近代文学中的爱国思想,实际上是带有浓重的“华夏中心主义”,“尊夏攘夷主义”色彩的。

              ——摘自《缺失的历史：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刘国平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注释:　　
①⑤⑦⑧  房仲南:《隅梦草堂集》,吉林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辽东三才子”：是指房仲南、刘春烺、荣文达。
【刘春？】(1850～1905)清末奉天大学堂总教习。字东阁，号丹崖。辽宁新民府人(其居地后划台安县辖，故一说台安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生平专心致力于天文、地理、兵马、医术以及农田水利等经世实用之学。光绪帝继位时，曾修筑柳河大堤，几十年坚固完好。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治理辽河工程，倡议疏通碱河水道，清除淤塞，使其顺流入海，万民称颂，树碑记之。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迁至北镇闾山，居家率其子弟研究炮术、测量和制造无烟火药；后被聘为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日俄战起，复回闾山；日俄战后，重返奉天省城，呈献浚河策数千言，夜以继日地绘制河道水系图，感冒风寒，病逝。著有《落花诗》、《游仙诗》、《题翠云屏》、《北镇祠怀古》、《看云听涛馆诗》，与荣文达、房毓琛同称"辽东三才子"。

刘春烺的《看云听涛馆诗》（一卷）与荣文达的《鹿萃斋集》（三卷）、房毓琛的《隅梦草堂诗草》（六卷）合刻为《辽东三家集》，于民国十七年由荣文祚刻朱印本传世。由于他为人忠厚诚朴，又热心公益，乡里大事小情，悉出其策划。刘春烺在台安近百年的历史人物中，可称得最有突出建树的一位。他凭着自己出众的智慧才华和当时较高的社会地位，一生中做了大量有益于台安人民的好事，尤以开疏碱河根治水害这件事，至今为台安人民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