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精要所在。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而深遂,形式多样而纷繁,美术、书法、音乐、戏剧、舞蹈……可谓美不胜收。
一、诗词
中国诗歌的光辉起点是《诗经》。《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有三种:“赋”指铺陈直叙,“比”即比喻,“兴”即起兴,这三种手法都对后代诗坛起了重要的影响。
代表中国诗歌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是楚辞。楚辞本是战国时兴起于楚地的一种诗歌样式,它经过屈原等人的创造发展而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时期,此时诗歌创作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化,出现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峰。魏晋时较为有名的诗人有曹操、曹植等“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歌因慷慨悲凉的情怀与刚健清晰的艺术风格和谐统一而被称为“建安风骨”。六朝成就较为突出的诗人有两位,一为开创田园诗派的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等诗歌自然真淳,其追求真与善的崇高思想更为人所敬仰;一为开创山水诗派的谢灵运,他的诗理与景、景与情的结合自然恰当,直接为稍后的鲍照、江淹、谢朓等人的山水诗开启了先声。
唐诗。
中国诗歌的艺术特征:
第一、轻叙事,重抒情。“诗言志”,中国诗歌而一开始便强调其抒情特征,缺少希腊《荷马史诗》那样鸿篇巨制的史诗作品。《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由此可见,古人更注重诗歌创作的情感一面,创作诗歌皆为真情之表露。中国诗歌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传统,但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也大多体现了作者的主观情绪,诗人或发泄不满,或哀叹民生,或赞美自然,缺乏史实描绘。
第二、注重形式美。中国诗歌的创作一直注重外形上的整齐,如《诗经》多用四字句,经汉魏逐渐向五言和七言发展,至唐代则成熟为外形绝对工整的绝句和律诗,宋以后的诗则基本上遵从了唐诗的这种规范。作为表意文字,中国语言词语本身的特点,如一字一音,有声调等,这使诗人在进行创作时自觉对语言进行锤炼,注重音节的变化,从而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规律,如押韵、平仄、对仗等,这使诗歌语言抑扬顿挫,声调和谐,富音乐美。中国诗歌的这种音乐美也与中国诗歌的产生渊源有关系。中国诗歌与音乐本是同源,诗歌大多来自民歌或宫廷乐歌,如《诗经》中的作品。诗与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逐步分化的,因此乐的因素必然在诗歌创作中起着重要影响。
第三、追求含蓄之美。中国诗歌特别注重诗意含蓄,追求言外之意,让读者在品味中领悟“画外知音”。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是中国诗歌重要的表现形式。古代诗论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配的概念,如意境、意象等。中国诗歌的这种间接性美也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要求的谦逊的内敛型人格有关。
第四、关注人生,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由于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者多重视诗的社会功用价值,中国诗歌在长期发展中始终与社会政治生活关系密切。建安诗歌多忧患意识,杜甫正因其对社会历史的关注而被誉为“诗史”,辛弃疾词中多强烈的爱国精神。各朝各代的诗人都有或反映国家兴衰,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中国诗歌中虽也有一部分写个人生活或体验,但我们仍可感受到诗人所处时代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风貌。
二、散文
我国散文的真正开端是《尚书》,它是有关商周时期历史的文献纪录,已有了一定的文学性。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春秋》、《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和《论语》、《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散文。《老子》的哲学思辨性。《孟子》气势恢宏,有雄辩力量。《庄子》想象丰富而奇特,语言运用极为自由。此外,《荀子》、《韩非子》等也是中国早期论说散文的重要代表。
西汉时期汉赋的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杨雄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扬雄模的《甘泉赋》、《羽猎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
《史记》。
扬雄《法言》。
唐朝中期,适应时代政治与思想斗争的需要,韩愈、柳宗元等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革新运动,刘禹锡、白居易、樊宗师等也为之摇旗呐喊。韩愈等人极力主张“文以载道”,强调创作的政治目的。韩愈的代表作有《师说》、《柳子厚墓志铭》等。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散文较有名气,《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就是其代表性。晚唐五代,古文衰落,骈体复兴,文章走向了文字游戏,创作者思想受到束缚。宋代重文轻武,文坛再次掀起古文革新运动。宋初代表人物为柳开、王禹偁,他们反对形式主义,倡导平易自然的文章。古文革新运动至鼎盛期,是以欧阳修为首的,包括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曾巩等为骨干的一批古文家的出现。他们关注现实世界,好发议论,创作了大量平易通畅散文,以自身的努力把中国散文推进到了成熟期。上述六人与韩愈、柳宗元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
明中期出现了“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其代表人物为李东阳、李攀龙等,
有清一代,“桐城派”在文坛上最为显赫。方苞、刘大櫆和姚鼐被并称为桐城三祖,他们主张文章形式应该服从内容,道德与文章应该完美统一。
三、小说
四、戏剧
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剧本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性的角色。中国早期戏剧多为口头文学,很少有书面文学,直到宋代杂剧出现才有了书面语言——剧本。与宋杂剧有承继关系的金院本流行于当时妓院中。其内容以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强。
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成熟。元杂剧在金院本基础上形成。题材广泛,剧目繁多,有写爱情婚姻的,有写清官断狱的,有写英雄豪杰的,有写伦理道德的。目前见于记载的剧目就有700多种。杂剧的繁盛与众多作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出现了众多的作家,有记载的就有200多人,名气较大的有被称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和以一部《西厢记》而享誉文坛的王实甫等。
《西厢记》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勇敢地反抗封建礼教,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内中成功地刻划了崔莺莺、张生、红娘等形象,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高度完美统一,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关汉卿前后写有杂剧60余种,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蝴蝶梦》等,其中,《窦娥冤》写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窦娥在含冤被杀时不屈从于命运,指天斥地,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白朴写有《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等。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汉元帝时王昭君的宫廷爱情出塞生活,优美、凄婉,技巧一流,近人王国维评价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入出其口。”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王文举与张倩女的爱情故事,爱情悲剧与浪漫主义色彩交织在一起,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还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及康进之、高文秀等人的水浒戏等。
元代戏曲除杂剧外,还有南戏。南戏即南曲戏文,是出自南方民间的歌舞小戏,于南宋初年在温州一带形成,元末逐步定型。南戏内容多以爱情婚姻为主,影响较大的有四大传奇剧《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以及标志南戏成熟的《琵琶记》等。
明代,随着昆曲的发展而出现了大量的传奇剧本,产生了吴江派、临川派和双美派等流派。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主张语言通俗,重视音律,作品《红蕖记》成就较高。临川派代表人物汤显祖主张戏曲要言情,代表作为《牡丹亭》。双美派兼具吴江派与临川派的双重特色,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周朝俊的《红梅记》、高濂的《玉簪记》等。《牡丹亭》写的是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两人因梦生情、相恋而至死,后又死而复生,终得团聚。作者在作品中强调了男女之情,肯定人性,肯定个性追求,无疑是对封建理学的反叛。由于文采出众,情节感人至深,一时家传户诵,据传曾有人为之断肠而死,其艺术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传奇戏的创作者多为明末入清作家,这些剧作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苏州派作家群,其代表人物为李玉、朱佐朝等,他们多熟悉市民生活,了解人民苦痛,作品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爱国意识。重要剧作有李玉的《清忠谱》、《占花魁》等。苏州派作家的创作语言通俗,雅俗共赏,在形式上把文戏与武戏合一,也为昆曲艺术开创了一条新路。二是风情喜剧作家,其代表作家是李渔。李渔的《笠翁十种曲》多写才子佳人爱情故事,肯定自由婚姻,体现了反封思想和民主意识。三是一些诗人作家,如吴伟业、尤侗等,作品偏重抒情,不适于表演。清中叶,由于花部地方戏的兴起,传奇戏逐渐衰落。
昆山腔传奇发展至清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名剧: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以厚重的笔墨记写了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纯真专一爱情的赞美。全剧共50出,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出了李隆基、杨玉环等个性丰满的人物,且音律精妙绝伦。因《长生殿》丰富的思想意义和高超的艺术水准,洪昇被后人评为“近代曲家第一”。孔尚任是孔子64代孙,《桃花扇》以明代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概括了明亡前夕发生在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作者意在总结南明王朝历史,作为后代之借鉴,内中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作为历史剧,《桃花扇》在历史史实和艺术真实上处理恰当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